【正文】
完成祖国统一大业，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所在，是炎黄子孙的共同愿望。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科学构想是实现祖国和平统一的最佳方案，是邓小平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领导实现祖国统一的伟大实践中，全面继承和发展了“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理论，并且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变成现实，顺利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并对台湾问题的解决提出了具体的方式和步骤，从理论和实践上丰富和发展了“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理论，为最终完成祖国统一大业创造了条件。
一、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
“一国两制”理论，用邓小平同志的话说，就是：“我们的政策是实行‘一个国家，两种制度’，具体说，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十亿人口的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香港、台湾实行资本主义制度。”（《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58页）“一国两制”的主要内容包括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坚持“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另一方面是实行“两种制度”，就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大陆实行社会主义，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在“一个国家”的前提下实现祖国的和平统一；在“两种制度”的基础上发展中国的经济文化事业，提高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社会主义的大陆是主体，资本主义的台湾、香港、澳门是中国的神圣领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
“一个国家，两种制度”是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它体现了共产党人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高度统一。“一个国家”是讲统一问题，“两种制度”是讲发展问题。统一是前提，“两种制度”是存在与发展的方式，“一国两制”把国家的统一和发展有机地结合起来。这是从中国现实出发、解决中国统一与发展的最佳方案。
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进行对外事务和香港、澳门回归及政权交接过程中，坚定不移地贯彻“一国两制”的方针，始终坚持“一个中国”的原则立场，同“两国论”、“一中一台”等分裂中国的图谋进行了不懈的斗争。
1989年7月11日，刚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不久，江泽民同志就在谈香港问题时，对邓小平关于“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作了全面阐述。他指出：“用‘一国两制’的方针解决香港问题，不只是外交上的需要，而且也是从香港和整个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的。这样解决，对香港、对整个国家有利，对英国和其他国家有利。在处理香港、澳门问题和台湾问题上，我们采取‘一国两制’的方针，我搞我的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义，‘井水不犯河水’。”“井水不犯河水”就是，一方面国家主体不变，即在大（内）陆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在台湾、香港、澳门实行资本主义制度，双方自我发展，互不干涉。同年9月30日，江泽民同志发表
讲话说：“我们不会改变香港、澳门地区的资本主义制度，也不允许有人利用香港作为颠覆中央政府的基地。随着祖国的日益昌盛强大，港澳地区将会更加繁荣稳定。完成祖国统一，我们寄希望于台湾人民，也寄希望于台湾当局，台湾当局应顺乎历史潮流，及早提出有利于祖国统一的明智决策。”（1989年9月30日《人民日报》）江泽民同志在每次重要会议和接见海外侨胞、港澳台胞及国外人士时，都要申明中国共产党坚定不移地坚持“一国两制”的原则，努力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热切希望一切热爱祖国统一的人们，港澳同胞、台湾同胞，共同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而努力。这充分表明，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在实现祖国和平统一问题上，坚持邓小平同志提出的“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方针，坚决维护祖国领土统一完整的决心和信心。
当香港进入后过渡时期，英国政府却人为设置种种障碍。对此，江泽民同志一再申明中国的坚定立场，指出，无论发生什么情况我们都将同香港各界爱国同胞同心同德，坚持“一国两制”的方针不会改变，坚持基本法的原则不会改变，坚持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的决心不会改变，无论发生什么波折，我们都将如期收回香港，并申明在中葡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下，一定能实现澳门的平稳过渡和政权的顺利交接。
在此期间，江泽民同志多次发表讲话申明，台湾是中国领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我国对台湾的主权神圣不可侵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两个中国”、“一中一台”、“一国两府”等分裂祖国的图谋。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为最终实现祖国和平统一指明了方向。
二、成功实现香港、澳门的回归
“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科学构想，不仅仅是个重要的理论问题，更重要的是个实践问题。要把它由理论变为和平统一祖国的现实，需要做大量细致的工作，甚至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坚定地贯彻邓小平“一国两制”和平统一祖国的方针，在实践中不断探索，成功地实现了香港、澳门的回归和平稳过渡，把“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逐步变为和平统一祖国的伟大实践，极大地丰富了邓小平“一国两制”理论的科学内容。
20世纪80年代，邓小平同志在考虑香港问题时的一条基本思路，就是在对香港行使主权时如何保持香港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稳定。这是我们解决香港问题的一条基本准则和目标。保持香港地区的经济繁荣和稳定，是民族利益、国家利益和香港地区人民利益的根本要求。不管是“一国两制”也好，“港人治港”也好，还是“五十年不变”也好，都贯彻了这样一条准则。
90年代，香港进入后过渡时期。英国政府因错误地估计形势，从而对香港的回归设置种种障碍，使香港问题的解决愈加复杂起来。邓小平同志曾经说：“我担心的是今后十五年过渡时期如何过渡好，担心在这个时期中会出现很大的混乱，而这些混乱是人为的。这当中不光有外国人，也有中国人，而主要的是英国人。”（《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4页）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审时度势，同英国政府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同时为实现香港的平稳过渡和顺利交接做了大量创造性的工作。既坚定地贯彻了“一国两制”的方针，又根据英国政府的态度及香港人的实际态度，适时地调整我们的对策。具体表现在：
首先，制定了“以我为主、两手准备”的方针。在香港回归的每一个主要阶段，我们都主张坚持“以我为主”的方针，同时也主张中英双方要合作、要通过磋商来做好涉及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事情。如针对英国政府在香港问题上不合作的态度，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成立了预委会，就香港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的各个问题做了大量的务实而有效的工作，从而赢得了时间上的主动权，为香港后过渡时期涉及政权交接和平稳过渡等重大问题的妥善处理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其次，提出“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政策。要实现1997年后“港人治港、高度自治”的政策，必需先有1997年前港人的参与。邓小平同志曾说：“不参与不行，不参与不熟悉情况。在参与过程中，就会发现、选择人才，以便于管理一九九七年以后的香港。”（《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74页）根据这一重要思想，中央在预委会成立之初多次强调港人的参与并提出“面向港人、依靠港人”的政策。江泽民同志指出：“不断地加强港人的参与，是中央的一贯方针，
这具有两方面的意义，一方面对中央处理过渡时期的事务提出建议和意见，另一方面是通过广大爱国爱港人士的参与，为实现‘一国两制’下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做好充分的准备。”（摘引自1997年6月26日《人民日报》）从香港第一任行政长官的选举开始，由“面向港人、依靠港人”顺利地过渡到“港人治港、高度自治”。
澳门的回归也是祖国统一大业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中央对澳门的回归和对香港的回归基本方针政策是相同的，都是“一国两制、高度自治”，由当地居民根据各自的基本法自行管理。澳门问题所面临的挑战及其矛盾与香港有所区别。香港问题的焦点在于英方的不合作，而澳门问题的焦点则在于公务员的本地化、法律的本地化和中文官方化三大问题上。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在坚持“一国两制、澳人治澳”方针的前提下，又根据澳门独有的条件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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