荟聚奇文、博采众长、见贤思齐
当前位置:文库114 > 范文大全 > 优质范文 >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篇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篇

网站:文库114 | 时间:2019-06-23 21:32:55 | 移动端: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篇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

  “从技术的角度看历史”是《万历十五年》的作者黄仁宇先生就这本书提出的大历史观。先生出生于1918年,1936年考入南开大学机电工程系,抗战爆发后辍学参军,1940年中央军校毕业,加入驻印远征军,后赴美求学,获美国密歇根大学历史学博士学位,以历史学家、中国明史专家、大历史观的倡导者著称。多彩的人生经历,使得先生能够以广博的学识,娴熟的文字功底,在《万历十五年》这本书中,给我们展示了大明王朝的兴衰画卷。先生高屋建瓴,宏观的评价了这个王朝的兴衰历程。

  经历了唐朝的藩镇割据后,统治者似乎觉得应该遏制武官权利,提倡文官精神。万历皇帝当政时,大明王朝已经运行了一百年,整个朝代文官制度成熟,政治组织基本上为一元化。这个王朝在体制上实施中央集权,其精神支柱为道德,管理方法依靠文牍。为人君者的施政目标,是使人民丰年得以温饱,凶年免于死亡。政府的职能是选贤任能,提倡诚信与和谐。在这样的治国纲领下,明朝政府出现了很多让人啼笑皆非的现象,就今天看来,也是发人深思的。

  以文官制度为例,到万历当政时,文官制度已经形成体制,对整个朝廷具有绝对的控制能力,以至于万历皇帝曾经有28年不上朝,而国家行政凭借惯性也照常运行。对明朝文官制度的分析,可以从以下三方面进行:

  首先是官员的发迹。文官踏入仕途,无一例外都是通过科考,在考取功名之前,都是饱读诗书、满腹经纶的人,在执行职务之前,已接受过道德伦理的熏陶,凭借道德教育中的善、恶作为为官处世的原则和标准,道德至高无上。文官的道德观念,不仅可以指导行政工作,而且可以代替行政,至于具体的技术问题,比如治水,修路,架桥,和周边国家的互市以及对边民的治理等等,则是各地巡抚的事情。因此所选巡抚如果德才兼备,当然会使地方受益,否则就只能寄希望于朝廷选派下来的官员能够在某一方面有专长,但是这种希望非常渺茫,因为朝廷用人的首选是关注道德优劣,并不是其他。

  其次是官员的俸禄。明朝建国之初,经历了长期战乱,社会生产力遭到极大破坏,从洪武皇帝开始,上至皇帝,下至黎明,都厉行节俭。当历史发展到万历年间,时间已经过去了一百年,但是官员的工资仍然极低,为了解决官员家庭的基本开支,朝廷默许每年在收取赋税时可以多收一成,作为官员私人用度,称为“火耗”,这一惯例一直沿袭到清朝雍正年间实施的“火耗归公”,才彻底结束了这种怪现象。而“火耗”的多少是以官阶的高低来决定的。官员收入的第三个渠道是下级的送礼,明朝官员每隔一定时期就要进行考核,称为“京察”,以考核结果来决定官员的迁升调任,众多官员为了升官或者保位,不惜层层贿赂,有些官员一次收到的贿赂银两就相当于十年的俸禄。这一笔收入不仅和官阶有关,也和供职部门有关。“火耗”和“京察”导致了大明王朝经济管理的混乱,皇帝和高层对此心知肚明,却不加干涉,认为这是情理之中,只是希望这些官员能够牢记圣贤之道,适可而止。

  对于社会财富的分配,孔子曰“不患寡而患不均,不患贫而患不安”,明朝在财富分配上,由于缺乏指导性意见和纲领性文件,必然会导致整个社会秩序的混乱,典型表现就是文官内部不睦。

  第三是人事制度及人际关系。明朝官员的收入,除了年俸外,其他收入都是不客观的,所谓的“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大部分官员觉得在似合法又非法之间取得一部分额外收入,补助官俸的不足,以保证他们士大夫阶层的生活体面,与个人情操无关。所以他们尽心尽力的工作,也心安理得的享受孝敬。也有相当数量的官员,声名狼藉,搜刮自肥的劣迹令人发指。另一部分官员则是极端人物,清高自负,一丝一毫不苟取于人,是绝对的道德典范。这三者之别,是文官之间不能和睦的重要原因。

  文官不睦的第二个原因的关于考核。对官员的考察,难以根据实际能力和成绩,而是视其人事应付能否得当,由此来定高低之别。因为明朝不是以法理治理臣民,而是以四书五经的伦理作为主宰,一切行政技术,完全是为了在平衡状态下维持现状而产生,这种维持的关键在于防止坏事的发生,而不是站在技术的角度琐屑的去解决社会问题。所以官员是否能维持这种平衡,则成为考核优劣的标准。一旦是差评,则官员一生事业付之东流,于是官员相互照顾,相互保护安全。在这种“相互”中又促成了新的派别。

  曾经有同事和我讨论《万历十五年》,问我“张居正、申时行、海瑞,你愿意做哪一种人?”我说哪一种都不做,因为他们都是失败者。

  张居正是万历首辅,他的初衷很好,激进而大刀阔斧的推行万历新政,国库确实充实了很多,明朝也出现了一些暂时的新气象,算得上是一个有作为的人,但是他推行的清丈田亩脱离实际,不符合当时的情形,推行不下去的时候,他不仅不会从技术的层面来思考其中障碍,反而刚愎自用,强行推广,结下了很多仇怨,加快了他后来下台的速度。

  张居正从小聪明过人,十六岁考中举人,饱受传统教育,他把道德放在首位,按照申时行的说法,认为人的欲望有“阴阳”两面,阴的一面是人自己内心的、不可告人的私欲,而阳的一面就是可以公示于人的表现。所以作为首辅,张居正理所当然的赞同节俭,也要求官员节俭,这是他“阳”的欲念。另一方面,他出生于一个秀才之家,从未大富大贵,一旦高居显位,就极度奢靡,在他看来,自己作为首辅,劳心劳力,享受一下是可以的。政策上的刚愎自用,个人生活的阴阳两面,成为了张居正被人攻击的原因,以至于死后都不能入土为安。这让我想到了在竞选制的国家,在审查竞选资格的时候,竞选人的财产也要被列为参加竞选的条件,这不是没有道理的。

  万历年间文官不睦,是申时行上台后着重要解决的问题,他以“和事老”的姿态出现在万历年间的政治舞台上,认为大明的最大事务就是缓解文官之间的矛盾,大明王朝能够在平衡状态下得以运行。他之前追随张居正,亲自目睹了张处理文官不睦的方法,是主观上控制或者严禁文官之间的不睦,当然他也见证了张居正最后的结局:一次偶然的病就让他莫名其妙的死去。

  申时行要吸取他前任的教训,他的经验就是:一项政策能否付诸实施,实施后或成或败,全看它与所有文官的习惯是否相悖,否则理论上的完美,仍是空中楼阁。尽管如此,三派文官对他还是不满:搜刮自肥的人认为他太假,甘守清贫的人不满于他对贪官的温和,而大多数人认为他没有是非观念.....,所以一旦机会来临,他也被众人踩在脚底下。

  海瑞是大明王朝的异类。和他的同僚不同,海瑞不相信治国的根本大计,是在上层悬挂一个抽象的至善至美的道德标准,然后责成下面的人在可能的范围内照办,行不通就打折扣。他尊重法律,按照最高限度执行,但是又始终重视伦理道德的作用,他认为人的行为可以简单的分为“善、恶”两个范围,甚至在一些不能决断的案件上,也可以凭借善、恶来裁决。他认为君子为官的动机,无非就是恻隐与义愤,所以他的信条和个性既被人尊重,也被人遗弃,其悲剧性的结局说明了以个人的道德之长,仍然不能弥补组织和技术之短!

  张居正的美好初衷和强硬手腕,开创了万历新政,但是并没有让他成为流芳百世的不朽,由于主观能动性过大,反而是落到了死后几乎被挖出来鞭尸的地步。申时行一生奉行“周而不比”的处世原则,最后让自己成为了所有文官的敌人。海瑞的执着与坚守,一生的仕途阴差阳错,他的死,让很多人叹息:这个人终于死了!

  其中滋味,令人回味无穷。

  有人说过读史是让人成熟最快的办法,但是世事变迁,历史就摆在那里,而我们却没有多大的启发。有时候以满腔的热情,并不能够收到我们预期的效果,所以“人定胜天”成为了一种沉重的笑话。

  两千多年的传统文化,教给我们很多的美德,传承至今,却让我们越来越迷茫。“扶与不扶”的争论,成为了一个二难选择题,所以,在美德之下,还应该有一种技术层面的东西来支撑。就像一个蛮夷酋长当剿当抚,使黄河水道南移或北迁的利弊,光凭满腔热情,光凭至高无上的道德,是不能解决的。更何况在某些领域,甚至连热情,连道德都微乎其微。所以在热情、在道德之外,还应该有一些别的技术层面的东西去让我们思考。


  《万历十五年》一书以公元1587年前后的史事及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物为中心,剥茧抽丝,梳理了中国传统社会管理层面存在的种种问题,而这一切问题的的症结,在作者黄仁宇看来为“皆因中国两千年来,以道德代替法制,至明代而极”。以此总结出为什么在1587年,一个表面上似乎四海升平的年份,却会是大明帝国走到它发展尽头的年份。

  1587年即万历十五年至1644年明朝灭亡,之间相隔57年之久,为什么会说在这一年的明朝就周到了尽头?用张居正章节的原文转述,即为“而像我们这样庞大而历史悠久的帝国,即使在不利的条件之下,仅凭惯性的作用也可以使这个王朝继续存在若干年月”。皇帝贵为天子,以一人而君临天下,具有最高的权威,并代表天意之所归从,所以皇帝对于一个朝代的灭亡一般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从这一角度看,万历皇帝朱翊钧是否应该来背导致明朝灭亡的这口大锅?如果这口锅朱翊钧不背,那么他所面临的困局到底是什么呢?

  从我们平时接受的历史教育来看,如果一个皇帝要对一个朝代的灭亡负责,一般皆系其昏庸无道、骄奢淫逸、用人不察等原因导致民不聊生所致。结合万历皇帝本人的情况我们分析一下他是否是这样的皇帝呢,答案是否定的。理由如下:第一、万历皇帝从小在严师及慈母的督导下成长,一直接受的教育都是敬重天道,效法祖宗,对圣贤经传也十分了解,对这个国家运行的根本——伦理道德也了然于胸,并且他确实也是延用这一套理论治理天下的;第二,万历皇帝从小就有励精图治、中兴明朝的理想与抱负,并且前期也是身体力行、知行合一的;第三,万历皇帝1572年9岁登极至1582年首辅张居正死时,那时他已经19岁,并且在清算张居正后,可以说皇帝已是大权在握,正是施展拳脚体现自己的最佳时机;第四,在用人方面,书中提到的张居正、申时行、海瑞、戚继光、李贽等人,都是能人异士,在现在看来都可算是名垂青史的人物。可万历皇帝为什么就是无法治理好这个国家呢?

  针对上述问题,作者黄仁宇的的观点原文如下:“当一个人口众多的国家,个人行动全凭儒家简单粗浅而又无法固定的原则所限制,而法律友缺乏创造性,则其社会发展的程度,必然受到限制,即便是宗旨善良,也不能补助技术之不及。”我个人认为主要是社会的管理制度与社会的实际运行规则已经到达无法调和的边界所致,表面上提倡天道祖治、伦理道德,但实际运行并不是按照那些公开宣称的正式规范运行的,冠冕堂皇的道德法令大体只是说说而已。

  申时行篇章中说道:“他(申时行)把人们口头上公认的理想称为‘阳’,而把不能告诉人的私欲称‘阴’。”全书也很多次说道阴与阳的问题。黄仁宇说的“阴”、“阳”,说得不够透彻,用我们今天的话说即为“潜规则”,这个词是吴思先生在《潜规则》一书中提出来的,吴思先生将“潜规则”论述为:中国社会在正式的各种制度之外,在种种明文规定的背后,实际存在着一个不成文的又获得广泛认可的规矩,一种可以称为内部章程的东西。恰恰是这种东西,而不是冠冕堂皇的正式规定,支配着现实生活的运行。我也是在看完《潜规则》一书后才真正对黄仁宇所说的“阴”、“阳”有了透彻的领悟。

  潜规则多和贪腐有关,贪腐问题也是历朝历代都会面临的问题,也是历来老百姓最为深恶痛觉的问题,因为来百姓从来都是这一问题的直接受害者,所以老百姓反腐的积极性从来都是最高的,可是一般效果都不大,正如海瑞所说:“百姓口小,有公议不能达于上,过客(持关之官)口大,稍不如意则颠倒是非,谤言兴焉。此乃系信息系统的问题。其实皇帝本人也对贪腐问题深恶痛觉,因为这一问题如果解决不好,最终可能会导致一个朝代的灭亡。就像电影《建国大业》里面蒋介石的一句台词:“这腐败啊,已经到了国名党的骨子里了。反吧,亡党;不反吧,忘国。难啊,难啊!”

  皇帝用至高无上的权利反腐应该比较容易吧,皇帝的反腐一般都是怎么反的呢?一是严刑峻法,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对贪官污吏采取的主要手段是严刑峻法,可是效果如何呢?朱元璋的这段话可以给我们答案:“我想清除贪官污吏,奈何早上杀了晚上又有犯的。今后犯赃的,不分轻重都杀了。”实际是一句无奈的气话了。到后来万历皇帝再次起用海瑞时,海瑞就告诉万历皇帝,要杜绝官吏的贪污,除了采用重典意外别无他途,其中还提到了太祖皇帝当年的严刑峻法,凡贪赃在八十贯(以购买力计算相当于今天的3万块钱人民币左右)以上的官员都要处以剥皮实草的极刑,因遭到巨大反对最终也是不了了之。最后万历皇帝是这样说的:“海瑞屡经举荐,故特旨简用。今日条成重刑之说,有乖政体,且指切朕躬,词多迂戆,朕已优容。”再后来万历朱批同意吏部的建议为:“虽当局任事,恐非所长,而用以镇雅俗、励颓风,未为无补,合令本官照旧供职。”为什可以镇雅俗、励颓风的节操偏偏成为当局任事的障碍?可见当时的政治措施至此已和立法精神脱节,道德伦理是道德伦理,做事时则另有妙法。再要在阴阳之间找出一个折衷之点而为公众接受,也就越来越困难了。二是道德反腐,明帝国的道德礼学在这方面功效如何,且看以下几个例子:大名鼎鼎的首辅张居正,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所谓的道德模范百官楷模,被清算时其中有接受贿赂、卖官鬻爵的罪名,并在抄没家财是抄没了数十万两白银,在明代官俸极地的情况下,这些钱从何而来;戚继光,一代名将,其用重金购买称为“千金姬”的美女作为礼品贿赂张居正,并让他的兄弟给张家“馈送”礼物等等,戚继光的这些钱物又从何而来?另外该朝所称的“常例”、“陋规”、“火耗”、“耗米”、“样娟”等等,类似这样的例子实在多得无法一一列举。再说说古怪的模范官僚海瑞,他个人不惜把自己变成一个不正常的人,试图给天下的的官员树立一个道德的标杆,但却被定义为异类。借用吴思先生的一段话所说:“道德操守是官僚集团自始至终卖力挥舞的一面大旗,它翻滚得如此夺目,根本不容你不重视。我完全承认,道德的力量是有效的,海瑞的刚直不阿可以为证;但道德的力量又是有限的,海瑞的罕见和盛名也可以为证”。三是官员之间的自查自纠;明代设立的监察官、各部给事中等官职,最后万历说这些人都是“讪直卖名”,皇帝也看清了官场中的种种阴阳之道,因为大家都在这个局中,不遵守规则的人自会被踢出局。所以很多时候官员间的自查自纠反而成为了阴阳之道的一种手段而已。四是皇帝也变成局中人,参与分赃;黄仁宇在书中说道:“本朝官俸微薄,京城中高级官员的豪华生活,决非区区法定的俸银所能维持。如各部尚书的官阶为正二品,全年的俸银只有152两。他们的收入主要依靠地方官的馈赠,各省的总督巡抚所送的礼金或礼品,往往一次即可相当于十倍的年俸。这种情况自然早在圣明的洞鉴之中,传旨罚俸,或许正是考虑到此辈并不赖官俸为生而以示薄惩。”正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皇帝明知官员贪腐而无法有效治理,最后也参与到其中,比如万历皇帝自己开设矿税、抄没官员大臣的家财统统收归己有等等。最终的结果就是因为包括皇帝在内的官僚集团上下贪腐导致百姓的民不聊生,李自成举旗反明。你说这能怪万历皇帝吗?

  明帝国一味高举道德的大旗,却忽略人性及法律制度的建设,最终导致皇帝与官僚、官僚与官僚以及官僚与百姓之间,大家都打着道德的旗号,都给自己以“合法伤害权”,大家都以为自己是局外人,实际谁又能成为局外人呢?今天你可以以道德的旗号“合法”伤害他人,你又能保证明天他人会不会又以道德的旗号“合法”伤害你呢。这种不缺定性的道德最终导致大家都可能是受害者。所以凡是能先用法律和技术解决的问题,不要先扯上道德问题,因为道德是一切意义的根源,不能分割,也不能妥协。

  以上便是我读《万历十五年》一书所悟出的万历皇帝的困局。

来源:网络整理 免责声明:本文仅限学习分享,如产生版权问题,请联系我们及时删除。


读《万历十五年》有感2篇》由互联网用户整理提供,转载分享请保留原作者信息,谢谢!
链接地址:http://www.wk114.cn/wenku/425753.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