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中一个至关重要的、被反复提及的词语便是“社会资本”。在本书的导论中，帕特南为该词下了一个定义，即“社会资本指的是社会上个人之间的相互联系社会关系网络和由此产生的互惠互利和互相信赖的规范”。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作者所指的美国社会变化的实质应为社会资本的衰减。从帕特南在本书第二部分“公民参与和社会资本变化的趋势”这一主题下的描述中，我们可以从作者引用的大量的数据和案例中，轻易地看出美国社会网络和联系在 20 世纪后三十年间出现了衰减，其中分别体现在美国人的政治参与、公民参与、宗教参与、正式联系、非正式联系、志愿活动和慈善活动、社会中的互惠、信任、诚信这八个方面。同时，作者也观察到“小型团体、社会运动与网络”这样可以称得上是反潮流的、新兴的社会组织形式的出现。但是即便这种反潮流趋势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上述所提及的社会资本的衰减，但它却不能改变这股普遍而有力的潮流已经席卷整个美国社会的事实。因此作者在第三部分“为什么” 中，致力于探究到底是什么因素导致了美国在 20 世纪的后三分之一这段时间内出现社会资本的逐渐衰减 人们不再热心公益事业、慈善活动;在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活动参与减少;相比与外界联系，更愿意独处;对彼此间信任感、社区认同感的减弱等等。作者认为，时间的分配、财富的压力， 包括女性全职工作在一定程度上解释了社会联系的减少(不到10%);市郊化、上下班路程的延长以及城市的不断扩张部分解释了公民参与的减少(10%);科技的进步与大众传媒的发展为我们提供了更为方便快捷的电子娱乐方式，以电视的影响最甚。正如作者所说“电视在将我们闲暇时光私人化的同时，也将我们的公共活动私人化了”，“看电视的增多意味着几乎每一种形式公共与社会参与的减少”。该因素可能要为约 25%的下滑负责;其中最为重要的因素是，“代际更替----热心公共一代缓慢、持续而不可挽回地被他们参与较少的子辈和孙辈们替代了是一个影响力非常大的因素”，“这一因素可能要为整个减少的一半负责”。
作者在第四部分“那会怎么样”中首先向我们论述了社会资本具有的积极特性、正面作用。首先，正如我们所熟知的 “集体行动的困境”，如“搭便车问题”，是普遍存在的。尤其按照经济学家所说的“人是理性的动物”，在缺少监督机制或者说出于理性的计算，人们更倾向于去减少自己的付出，而从他人的付出中享受同样的利益，搭便车现象的普遍出现也就不难理解了。但是作者认为，社会规范和网络却为这种集体问题的解决提供了一项制度机制。人们所在的组织、社区使得公民处在一种关系网络之中，人们的行为会受到该网络的规范、约束，处在该网络之下的人们彼此能够互相监督，受到内部环境，如共享观念、舆论压力等因素的影响，使得该项机制促使人们的行为与集体所期盼的相一致。因而，较强的社会资本能够让公民更轻松地解决集体问题。
其次，作者认为“社会资本是社区前进的润滑剂”。社会资本，即社会关系网络，它要求人们遵守互惠互利和互相信赖的规范。在人们可以相互信任的地方，日常的商业和社会交往的成本将会降低，因为人们确信他人会按照一种彼此心照不宣的规则行事， 在这里“道德风险”降到最低。因而， 人们没必要花费金钱和时间去确保他人维持既定的安排，或在其放弃的情况下对其进行惩处。如经济学家肯尼斯·阿罗所总结的那样，“事实上，每一笔商业交易其自身都含有信任的因素，任何延续了一段时间的交易更是如此。我们大概可以宣称，世界上多数的经济衰退都可以用缺乏相互信任来解释。”
再次，社会资本拓宽了我们与命运息息相关的诸多途径的认知。在与他人频繁地、面对面地直接接触、交流互动的过程中，人们因可以接触到多元的文化，足够丰富的生活场景而变得更加宽容、更少的愤世嫉俗和对他人的不幸抱有更多的同情;因可以交换彼此的意见、更轻易的得知彼此的真实想法而减少因沟通不当、信息不畅引发的极端行为的发生。另一方面，如同社会网络学派强调的，个人可以利用社会网络争取社会资源以获得地位，构成社会资本的网络可以是有用的信息传输通道，这些信息可以帮助人们更快捷地实现目标。如作者在一次调查结果显示的那样，有 85% 的青年人利用他们的人际网络找到工作。尤其对于那些在物质资本、人力资本上处于弱势地位，以及受种族方面影响的的人，社会资本对其而言无疑是其唯一可以借助的、极为有效的外部资源。虽然相较之其他人而言， 这些人的社会资本往往也更加薄弱。其中，社会资本中包含着马克·格拉诺维特所说的“强关系”和“弱关系”。找工作时，不经意间认识的人(弱关系)是比密友和家人(强关系)更为重要的资源，因为这些人往往与自己存在更少的共享信息。
最后，社会资本可以通过心理和生理的过程来提高人们的生活。调查显示，与外界更少接触的人，其患抑郁、自闭等心理疾病、自杀倾向的风险要远高于拥有着丰富的社会资本的人。积极与他人进行互动，和他人产生情感上的交流，被越来越多的证明可以更好地帮助人们应对外伤和更有效地战胜疾病。总之，“社会资本让我们变得更加聪明、更加健康、更加安全、更加富足，以及更有能力去管理一个公正而稳定的民主社会”。与此同时，作者也看到了社会资本所具有的“阴暗面”。社会网络和互惠原则可以使处于该人际网络内部的人受益，但是社会资本的外部效益并不总是积极的，过剩的社会资本可能会导致强行一致或者社会分隔。社会资本可以分为“连接性社会资本”(兼容性社会资本)和“黏合性社会资本”(排他性社会资本)。其中黏合性社会资本有助于保持现状，但它会使人们局限在自己的小圈子里，创造出一种组织内部的忠诚感，导致成员更多的关注自身利益，强调其团体的地位， 具有明显的排他性。如种族隔离制度的合法化、反犹太主义的出现等等， 都是其负面作用的体现。这些“黏合性社会资本”的发展，可能会与自由、平等、宽容的价值观念相矛盾。再如社会资本可以使得组织、社区中的人们更加团结，营造更加民主、稳定的社会的同时，城市里的帮派也可以通过社会资本的帮助来表达、助长反社会的情绪。
随后，作者从社会资本的衰落会对教育和儿童福利、邻里关系、经济发展、健康与幸福、民主等方面造成不同程度的影响展开了论述。在第五部分“那该怎么办”中，作者发现 19 世纪末和 20 世纪初美国“镀金时代”和“进步时代”是与当下颇为相似的历史时代，并从中汲取了一些可借鉴的、有益的经验，针对美国公民社会的衰弱，提出了一些如何通过个人和集体的行动来重建社区。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父母、教育者及青年自身应该努力使得公民各层次的参与恢复到祖父那一辈，甚至比他们创造更多连接性的社会资本;雇主和雇员、领导和职工应该共同努力将工作场所变得如同像在家中或者社区那般让人感到愉快，以便为我们提供和方便我们创造更多的社会资本;城区规划者、开发商、社区领导及买房的人能够减少出去路由、独处的时间，代之花费更多的时间与亲友相处、更多地参与与其的休闲社交;教士、神学家、教徒等可以共同创造出一个新时代的多元化且有社会责任感的大觉醒，让人们具有更多的社区精神， 对其他宗教也更加宽容;媒体、互联网等可以找到一种新的电子娱乐，来改变人们被动坐在荧幕前、不愿与亲友交流的局面，增强人们的社区参与;以文化、艺术活动为中介，将具有不用意识形态、社会地位的各行各业的人们召集起来，帮助人们创造更多连接性的社会资本;政治和政府对于社区重建是必不可少的，如竞选改革、权力下放等方式。在作者看来，正如先辈们从镀金时代步入进步时代所做的那样，不应该为社会改变而悲哀，而应该去引领这种改变，当今的美国仍然有能力对衰落的美国社区进行重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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