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看的书都在完美契合我两个最近一直萦绕脑海的问题，人类是什么样子的，以及中国人是什么样子的。《致命的自负》和《在他们消失以前》帮我解答前者，马亲王的《显微镜下的大明》和易劳逸的这本书帮我丰富了后者的答案。亲王的书长于叙事，而易劳逸的书点到为止但入木三分，印象颇深，那个中国人的隔着窗户纸的隐约身影一下子被推到面前。
关于作者
易劳逸是费正清的大弟子、费正清学派的代表人物之一。其师费正清是哈佛学派中国研究的开创者，早年同情共产主义但晚年悔过自新，导致其早年的著作皆在国内迅速出版、影响深远，而其封笔之作《中国新史》再也无引入可能。易劳逸早期的著作也沾了不少光，讨论近代史的《流民的革命》、《毁灭的种子》都在30年前迅速在国内上架。这本《家族、土地与祖先》在1988年完稿，30年后中文版姗姗来迟。其内容基本不涉及近代政治之争，可读性颇强。
关于本书
为什么中国是现在这个样子?为什么形成了如今的政治格局?或者把李约瑟的问题再问一遍，为什么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产生?这些问题并没有在通常的教科书中回答。我们的近代史教学基本是近代政治史，对政治背后的社会、特别是更久远一点的社会背景及文化基础都惜字如金。
作者从16世纪左右的中国最底层的社会着笔。近世史一头连着我们生活的当下，一头连着古远的传统，历史的记忆和想象、个人的观察和体验，都需要在关于那段历史时期的叙述和诠释里得到理解。短短300页对人口、文化、宗教、贸易、货币等多方面均做了论述，都既简明扼要而又不乏创见。而本书最难能可贵之处，就是社会史、经济史视角的相互关照，以及对于文化史和政治史的延伸，其交融视角和宏大格局让人叹服。
至上的家庭主义
易劳逸开篇宗义：家庭主义可以被视为中国社会价值观和社会组织的定义性特征，家庭主义是中国社会区别于世界上其他任何类型社会的根本所在。在西方，父母养育子女的目的是使得他们成为独立自我实现的个体，在中国是为了让儿子反过来支持家庭，并将家庭血统无限的延续下去。
这一点想必大家都体会不浅。中国的个人背负了太多家庭的任务和使命，要传宗接代，要光宗耀祖，要对得起祖先的蒙荫、要对得起父母的期盼，不辱家庭之门面，传承姓氏之家业。个人首先是家庭中的一份子，然后再考虑独立个体的需求。
以婚姻为例，《礼记》曰：昏礼者，将合二姓之好。在中国，婚姻是被看做整个家庭的事情。在家庭主义体系提供的结构性支撑下，中国的年轻人甚至在没有经济独立时就可以结婚。在欧洲婚姻模式下，年轻人在结婚前通常需要先经济独立。
原始且实用主义的宗教
从基本要素来看，帝国时代晚期和现代化早期的民间信仰与两千多年前孔子时代的民间信仰，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
中国的宗教可以分为两部分：
一是混乱的多神论和万物有灵论。中国的寺庙无论大小，通常供奉着数十个神灵，而且完全不考虑这些神灵所属的派别是否相容，观音和玉皇大帝在一起供奉、关公和地藏在隔壁的寺庙屡见不鲜。同时，信奉这些神明的人也对土地公、灶王爷甚至龙脉这一类神颇感兴趣。完全不同派系的神明其乐融融、相得益彰。上次在中卫闲逛的高庙保安寺就是例子，释道儒和谐共处，佛陀文昌孔子一起收钱喜笑闫开。
这种混乱的多神论的民意基础来自于信仰这些神灵的凡人们并不关注超自然力量体系在神学层面的矛盾，而是更在意信仰的神灵是否灵验。是谁不重要，都不得罪、都试一试。中国人实际上认为神鬼社会是人间社会的映射，因此与人间的官僚一样需要奉承和贿赂。完美的实用主义，吃人嘴软拿人手短，钱都扔给你们了，至少能有一个替我办事的吧?
二就是祖先崇拜了。
家族与宗教的结合
祖先是一类超脱于神和鬼但又兼具神鬼特色的存在，既能泽被后世也能暗中捣乱。但是由于有了祖先崇拜，中国的民间信仰产生了非常重要的社会性和世俗性作用，是中国传统社会家庭主义的主要支撑力量。从而，中国的家庭不仅仅是社会和经济组织，而且兼有宗教组织性质。
家族，从一个由有共同祖先的后代所组成的个体单位，变成了一个为了所有在世或故去的家庭成员的福祉进行祭祀的宗教单位。为亡者灵魂提供必需品的仪式逐步转变为中国特色的祭祖仪式，也是中国人最基本的宗教。
作为山东人，每年的大年初一都要固定参与农村的“请祖先与送祖先”活动。一个村中基本都是王姓，但已经分成了三四个小分支，每个分支自己组织祭祀活动，提前挂好家谱，在年初一早上所有分支内的人都来祖先磕头。中午的时候鞭炮齐鸣，送祖先离开。除了过年的几天，日常的小型祭祀也非常多见，家庭性的清明祭祖、忌日祭祖，家族性的婚礼祭祖等等。
由于祖先祭祀的重要性，家族内男性的责任不仅包括为了未来有人祭祀祖先从而传宗接代，还承担起养老及祭祀任务。中国人爱诅咒“死无葬身之地”，这句骂的不是“死”，而是没人办后事、没人祭祀，这比死还要可怕。
“泛家族”性质的政治文化三原则
因此，中国人的家、社区、乡村、国家是相同的，同样的规则贯穿于所有规模的组织。“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家有家长、村有乡绅、国有皇上。中国人的社会地位和社会关系的绝大多数特征都可以在中国人的家庭中找到。
易劳逸将中国的政治文化归纳为三个本质特征，一是身份取向的社会关系“权威-依附模式”，二是人际关系网的“人情”取向，三是抽象的正义原则之缺乏。身份取向的社会关系“权威-依附模式”，从家庭中父亲的权威到手工业行会中的师徒关系和官僚体系中的上下级关系，都是父家长制的身份隶属关系的体现。它表现在人的行为模式上，就是一种“主奴根性”，每个人都可以在特定的社会圈子里做“主子”，也可以随时做他人的奴仆。这和第三点所说中国人普遍缺乏抽象的正义原则是一致的，他的是非观念不是根植于自己的独立判断，而是随“主子”所在的社会圈子而定，他不会“自己对自己负责”，即没有马克斯·韦伯所说的“责任伦理”。同时中国人极好面子，中国人给太多行为都赋予了道德含义，好面子的程度书中未仔细阐述，不过可以参考山东大学。
李约瑟之问
在作者看来，新的技术发明、贸易繁荣、制造业发展并不是英国或者西方走上工业化的根本原因，而是西方人与中国人在世界观上相异而造成的，因为西方人强调掌控自然，而中国人强调人欲自然的和谐。
这两种世界观在东西方的艺术上表现的非常明显。
话都说到这里了，或者说是易劳逸的证据都摆在这里了，那按照哈耶克的逻辑来看，中国人的组织形式完全就是同质且原始的，无法形成大规模的自组织系统，因此单靠自己的力量也摆脱不了马尔萨斯陷阱。
最近读的书都能够串起来了，得意洋洋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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