延安时期毛泽东的文艺育德思想
王东维 韩 瑜
（延安大学 马克思主义学院，陕西 延安716000）
[摘要] 延安时期毛泽东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文艺活动中的原则和方法，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拓了广阔的思路和前景，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和启示：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观点，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奠定了思想基础；积极开展文艺育德的理论研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南；全面改造文艺人的思想，为文艺育德有效实施提供了队伍支持；在艰苦的环境下积极支持文艺工作，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提供了条件和制度保障；文艺作品的内容与政治、经济、社会生活紧密相连，为文艺育德有效运行提供了科学的思想内核；实现了文艺作品的通俗化、大众化，为文艺育德提供了有效的传播途径。
[关键词] 延安时期；毛泽东；文艺育德；实效性
[中图分类号]A8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8999 （2012） 06 -0039 -06
通过文化教育工作启发群众的思想政治觉悟是中国共产党最早的实践活动之一。延安时期毛泽东把思想政治教育工作与文化工作的结合看作群众思想建设的重要途径，并在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探索了发挥文化工作思想政治教育功能的规律，形成了一套成熟的把思想政治教育贯穿到文化活动中的原则和方法，开创了战争时期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化活动之中的辉煌局面，为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开拓了广阔的思路和前景。其中“将文艺作品纳入思想政治教育的载体系统，借助文艺工作的形式，发挥文艺感召、教育、引导、激励人的作用，帮助人民群众形成革命发展所需要的认识、情感和斗志，即以文艺育德，成为毛泽东思想政治教育方法论体系中的一个重要层面”。文艺与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衔接，不仅满足了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需求，而且使文艺成为鼓动干部群众的有力工具之一，起到了很好的思想政治教育效果，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文艺育德有效实施的光辉典范。
一、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的观点，为文艺育德的有效运行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毛泽东看来，文艺与政治有着密切的联系，“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一方面，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为艺术的艺术，超阶级的艺术，和政治并行或互相独立的艺术，实际上是不存在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如同列宁所说，是整个革命机器中的‘齿轮和螺丝钉’”。作为新民主主义文化重要内容的革命文艺就必须自觉地服从和服务于党的政治路线和政治任务，服从于革命战争年代宣传鼓动工作的需要；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文艺作品生动活泼等特点，激励、调动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使他们真正惊醒起来、感奋起来，实现其影响政治的目的。
在文艺“从属于政治”并“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观念的指导下，延安时期，毛泽东特别强调文艺作品的思想性，注重发挥文艺作品的政治动员功能，文学艺术在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宣传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尤其是以戏剧改革为中心的新文艺运动， “戏剧、歌咏、图画，都是社教的良好工具，我们都应当运用，而尤以戏剧的宣传效果为最大。所以戏剧是社教的最好工具，不论抗战动员、改良社会风俗、提倡教育它都是有力的宣传武器”。如在当时戏院断乎不仅是娱乐，而且是一种唤醒社会意识的宣传工具，成为革命本身不可分割的部分，“政治方面有变动时，戏院总即完全改变来适应它。所有的歌都换了新的语句、新的戏剧、新的讽刺短剧和‘活报’都匆促编就”。在实行国共合作抗日的时候，戏院的主要内容就是“鼓励反对日本侵略的群众运动，和唤醒人民要求民主，但非苏维埃”。在新秧歌运动中，“不管某出戏的题材和情节怎样，秧歌舞中的主题似乎是不变的。这个主题就是在争取抗日战争胜利和进一步完全实现新民主主义的道路上，如何克服物质和人力的困难”。在歌咏运动中，“这些中国现代的‘游吟诗人’在弦乐、铜鼓和竹板的伴奏之下，用歌声表达时事政治和歌唱抗日战争”。悲壮、激昂的歌曲表达了人们共同的心声，把大家紧紧联系在一起，汇聚成一股股浩浩荡荡的抗日大军。
“文艺从属于政治”的观点在今天看来似乎有失偏颇，然而在革命战争年代，正是在这样一种认识的支配下，文艺工作与思想政治教育工作实现了很好的衔接，真正发挥了它的育德功能，在动员干部群众方面发挥了显著的鼓动作用，调动了人民群众政治参与的积极性，实现了思想政治教育的有效性。
二、积极开展文艺育德的理论研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理论指南
早期，延安文艺界在文艺育德方面还存在着很大的思想分歧，诸如应该首先努力表现根据地的新生活还是为“大后方”服务，怎样处理歌颂根据地的光明面和批评其阴暗面的关系，怎样对待文艺的普及与提高的关系，学习政治理论是否妨碍创作情绪等问题，这些问题给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带来了严重的负面影响。为了适应革命战争年代思想政治教育的特殊要求，针对当时文艺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毛泽东非常重视文艺理论研究，注重发挥文艺工作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悉心研究了寓思想政治教育于文艺活动之中的原则和方法，产生了以《新民主主义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为代表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建构了完整的文艺育德的理论框架，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有力的理论指导。
当时延安成立的许多文艺团体经常开展研讨活动，讨论文艺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关系问题；它们创办了《边区文化》、《战地》、《文艺战线》、《文艺突击》等大量的文艺刊物，除了宣传文艺作品以外，还刊登理论研究文章，探讨如何发挥文艺作品的思想政治教育功能问题，如艾思奇的《抗战文艺的动向》、 《旧形式、新问题》，沙可夫的《抗战文艺杂谈二则》，柯仲平的《文化下乡去的一个实际问题》，肖三的《论诗歌的民族形式》，冯乃超的《文艺统一战线的基础》，肖军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的我见》，艾青的《我对目前文艺上几个问题的意见》等等，都是非常有价值的研究成果。1942年5月，毛泽东和凯丰联名邀请在延安的作家、艺术家举行座谈会，专门研讨文艺理论与实践问题，毛泽东在5月2日和23日的两次大会上发表讲话，在对文艺工作者的立场问题、态度问题、工作对象问题、学习问题等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党的文艺事业是党的整个工作的一部分”、“文艺从属于政治”、“文艺为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服务”、“社会生活是文艺创作的唯一源泉”、“在普及的基础上提高，在提高的指导下普及”及文艺批评的“政治标准”和“艺术标准”、文艺作品的批判与继承等理论观点，确立了文艺育德的地位、方针和原则， 《讲话》也因此成为了中国共产党指导文艺育德工作有效运行的不朽之作。
值得一提的是，毛泽东在对文艺作品如何才能发挥育人功能进行深入思考的基础上，提出了一系列增强文艺育德实效性的理论观点。他讲到：“我们是辩证唯物主义的动机和效果的统一论者。为大众的动机和被大众欢迎的效果，是分不开的，必须使二者统一起来。”他提出“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观点对于推动广大文艺家投身到火热的斗争中去，真正获得工农兵的思想情感和生动、丰富的创作素材，从而创造出为广大人民群众所欢迎的优秀文艺作品，发挥了巨大的理论主导作用；在谈到文艺批评时，提出评价艺术标准好坏要看“社会效果”，“效果问题是不是立场问题？一个人做事只凭动机，不问效果，等于一个医生只顾开药方，病人吃死了多少他是不管的”。指导文艺工作者创作出了一大批动机与效果相统一的作品，产生了强烈的社会效果和艺术效果；提出文艺作品必须“是政治和艺术的统一，内容和形式的统一，革命的政治内容和尽可能完美的艺术形式的统一”，为文艺创作和表演提供了理论依据，对于增强文艺育德的实效性具有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
三、全面改造文艺人的思想，为文艺育德的有效实施提供了队伍支持
文艺一旦与政治结合，文艺工作者同时也就转变成为了思想政治教育工作者。当时，朱德在鲁艺做
报告时就明确讲到：“一个宣传家不必是一个艺术家，但一个马列主义的艺术家应当是一个好的宣传家。”延安时期随着一批文学艺术家的到来，出现了“天下英才聚延安”的景象。为此，陕甘宁边区成立了众多的文艺协会和演出团体。据不完全统计，延安的文艺团体多达七十多个，戏剧演出团体近二十个，音乐团体十多个，美术社团七个。然而，由于当时的文艺人绝大多数来自于国统区，仍然没有摆脱小资产阶级思想的影响，他们在处理政治和艺术的关系上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如有人主张把艺术放在政治之上，有人认为文学艺术家可以不要马克思列宁主义立场、观点，代表这些偏向的作品在文艺刊物甚至党报上都盛极一时，对文艺育德功能的有效实施提出了挑战。
针对这些问题，毛泽东一针见血地指出：“这些同志是受了资产阶级的很深的影响。应该很彻底地清算这种影响，很虚心地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工作者应该学习文艺创作，这是对的，但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是一切革命者都应该学习的科学，文艺工作者不能是例外。文艺工作者要学习社会，这就是说，要研究社会上的各个阶级，研究它们的相互关系和各自状况，研究它们的面貌和它们的心理。只有把这些弄清楚了，我们的文艺才能有丰富的内容和正确的方向。”他要求“一个自命为马克思主义的革命作家，尤其是党员作家，必须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知识”，站在无产阶级的立场上，而不能站在小资产阶级的立场上。中国共产党通过成立鲁迅艺术文学院等大力培养文艺工作者，以实现他们阶级立场的转变。在鲁迅艺术文学院的《成立宣言》中这样写到：“是要培养抗战艺术干部，提高抗战艺术的技术水平，加强这方面的工作，使得艺术这个武器，在抗战中发挥它最大的效能。”在进步的政治思想影响下，广大文艺工作者在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提高了思想理论修养，不仅增强了文艺人的凝聚力和战斗力，为文化队伍建设注入了新的活力，而且为思想政治教育队伍增添了新生力量。(中国政治
论文 )这些文艺工作者转变立足点以后，深入基层、深入实际，在情感上拉近了与乡村民众的距离，消除了与他们的陌生与隔阂状态，给予了乡村农民以巨大亲和力，通过戏台等文艺方式与场所建立起了乡村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信任和认同，在此基础上寻得了农民对中国共产党的支持，“这种情感的力量提供了农民参与党的革命工作的基础和持久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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