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有企业OFDI的业绩、地位与政策启示——从中国OFDI动因的角度考察
作者/李享章
摘要：世界各国经济发展表明，对外直接投资（OFDI）是一国经济成熟的一个标志，它体现了一国的现代经济素质。我国“走出去”战略正式提出10年来，OFDI连续多年保持增长势头，年均增长速度超过50%。我国OFDI的发展战略与发达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不同，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中扮演着极其重要的角色，大量的OFDI都是由主要背负国家投资战略的大型国有企业来实施的。因此，客观评价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正确理解国有企业在我国OFDI的地位，对我国OFDI战略的优化与OFDI模式的创新有着重要的意义。
关键词：OFDI；国有企业；绩效；政策启示
中图分类号：F273文献标识码：Ａ文章编号：１００３－８５４Ｘ（２０11）11－０016－０3
一、中国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对外直接投资绩效的考量
对我国现阶段国有企业为主体的OFDI，社会各界颇有微词，认为这种特征的OFDI“不成熟、不典型”，经营绩效难以令人乐观。理论界普遍将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原因归咎为制度因素，在我国OFDI中具有特殊地位的国有企业因而倍受诟病。譬如，一项国家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研究成果认为，除了投资规模太小、投资经验欠缺等直接原因外，深层原因是典型的政府主导型制度和国有企业成为OFDI主体的投资主体错位，使国有企业的OFDI决策屈从于国家的意志或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①。
1.OFDI应不应该体现国家意志，考虑宏观经济利益
西方发达国家的OFDI是资本过剩背景下资本输出的新形式，从资本的本质看，这种新的经济扩张行为实际体现着资本主义的国家意志和根本利益，只不过由于跨国公司的垄断优势，它表现为市场机制下企业的自发行为。发展中国家的OFDI是经济全球化背景下，为了主动应对国内国外“双重竞争”压力的一种经济行为，并不具备垄断优势的发展中国家的OFDI特征，必须要有国家有目的的介入与干预，形成“国家特定优势”，以弥补企业特定优势的不足②。因此，OFDI不再只是企业的事，而是国家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国家发展战略在全球的延伸和体现。发达国家当年的OFDI是在市场机制下自发地体现和实现国家意志，而发展中国家的OFDI则需要有意识地去服从国家利益、体现国家的意志。
中国目前发展迅速的OFDI行为，尤其是国有企业的OFDI行为，不能完全按企业的市场行为去理解，它在很大程度上不能不首先考虑国家的宏观经济利益，实际是我国的国家经济战略的实施过程，本质上是国家意志体现。并且，这种国家意志体现的OFDI行为，近年来表现得更为明显，并成为持续的海外投资主力。我国的OFDI更大程度地体现国家意志或宏观经济利益的要求，从我国OFDI的特殊背景看，是有其合理性的。
2.国有企业占OFDI主体地位是不是必然导致绩效不佳
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是OFDI体现国家意志的必然结果，这是否必然导致OFDI的绩效不佳呢？虽然我国国有企业占主体地位的OFDI绩效确实不佳，但考察其他发展中国家的OFDI，也并无多少成功的、值得称道的绩效。由市场推动、私人企业为主导的印度的OFDI有着比中国更长远的历程，但印度近年来“走出去”进程大大落后于中国。咎其原因是印度政府在OFDI上属于弱势政府，缺乏足够的能力和资金配合，不能有效形成“国家特有优势”，支持企业的对外投资③。这可能意味着，我国OFDI以国有企业为主体的特征，集国家之力形成“国家特定优势”，正是我们的一种制度优势。其他发展中国家国有企业没能成为主体，是社会制度约束决定的，导致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并不完全是国有企业占主体的OFDI模式造成的。第一，尽管我国OFDI有了快速的发展，但不论是从OFDI能力还是从OFDI经验上看，尚处于OFDI发展的初中期阶段。根据“两阶段模型”理论，由于缺乏垄断优势的特定背景，发展中国家的OFDI通常要经历一个亏损阶段（第一阶段），然后才会进入获得利润的第二阶段。我国现阶段OFDI绩效不佳或许是正常的、难以避免的。第二，我国OFDI先天条件不足。国外无论制造业还是服务业企业，对外投资凭借的是企业如技术、专利、品牌、管理、整合资源的能力、以自身为核心的价值链和供应链内部市场等特定优势。中国企业凭借的竞争优势是基于中国本土的特征而形成的，如大规模低成本生产、局部技术创新、市场定位能力及市场销售能力，这些优势在对外直接投资中并不能复制到东道国。由于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几乎都不具备上述垄断竞争优势，因此，中国企业“走出去”的经营业绩难免不理想④。第三，OFDI政策管理不当。我国“国家特定优势”的OFDI机制不可避免产生OFDI企业微观主体利益与国家宏观利益的冲突。以OFDI的产业选择为例，政府希望通过OFDI，特别是对发达国家的OFDI提升本国的产业结构，其着眼点在于国家的整体利益。但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对外投资的目的是追逐利润最大化，其投资流向会本能地依据国际资本流动的一般规律。这样，国家的OFDI目标函数与企业的目标函数就会发生偏离。我国政府在处理这个目标函数偏离的问题上，更多的采取了行政的、体制内的手段，没能有效地将企业作为微观经济主体的利益追求与国家宏观利益有机地统一起来，从而诱发和放大了国有企业体制上的多种弊端，导致绩效的不佳。
3.我国OFDI绩效不佳的评判标准是否科学合理
发展中国家的OFDI作为主动应对国内国外“双重竞争”压力的一种经济行为，在投资效果的价值判断上与发达国家存在着一定的差异。目前认为OFDI绩效不佳的判断，基本是以OFDI的投资收益为评判标准。发展中国家OFDI的一个基本特点是动因的多样化，因而OFDI绩效的好坏并不能简单从财务报表数据来衡量。不同动因的OFDI其追求的绩效目标是不同的，譬如，技术追求型就不是直接以利润为目标，看重的是获取东道国的技术溢出效应。中国OFDI主体上是资源导向型，其绩效目标是战略性的和长远的，看重的不是短期的利润目标，重点考虑的是长期利益或宏观绩效。国有企业OFDI有着超出企业经营利益以外的角色责任，承担着较多的国家宏观利益，因此对其绩效的考量必须要充分考虑其特定功能角色的因素，科学量化其国民经济的宏观经济效应，仅仅是从短期收益的角度、单纯从利润水平去评判国有企业OFDI的绩效是不准确的，也是不科学的。
二、国有企业在我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特殊地位的判断
尽管学者对我国OFDI业绩不佳的原因分析不尽相同，但对我国OFDI战略改革方向的观点却高度一致：即改变目前我国OFDI的发展路径和格局，更大力度地推动和支持民营企业的OFDI。我国是一个人均资源相对贫乏的国家，随着经济持续以9%以上的速度增长，中国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进口需求依赖性不断增强。从理论上讲，对能源和资源的高进口依赖性，应能提高中国在能源和资源国际市场的议价能力和控制权。然而，由于国际战略性能源和资源大部分由少数大型垄断跨国公司控制而显现“卖方市场”特征，中国不仅在价格谈判上处于被动地位，而且进口的数量也受人制约，资源进口的价格和进口的数量都非常不稳定。
从国际经验看，保障战略性能源和资源的稳定供应和控制价格风险，具有较高可靠性的手段是通过OFDI取得能源和资源的开发和生产权。能源与资源的全球范围定价，除了供求关系之外，还要考虑国家的影响力体现。中国不能只是一个价格的接受者，在成为贸易大国的同时，也应该成为价格的制订者。只有OFDI行为从契约式满足向产权式办法转化，通过“走出去”削弱别人的定价权，提高了自己的定价权，才能从根本上满足我国对矿产资源的需求。中国OFDI中寻求自然资源的投资占很大比重，2008年金融危机发生前，自然资源类OFDI占总OFDI的1/3，2008年金融危机后，中国海外并购活动中自然资源类的并购活动占到了中国海外并购的85%。这种资源导向型OFDI符合国家的整体利益，不仅有利于国家战略安全，也有利于企业盈利⑤。因而有人甚至提出中国是为寻找自然资源而实行海外投资战略的理论主张（姚树洁等，2010)，认为与其他国家不同，中国国有大型企业“走出去”是国家打造世界强国和实现全球化发展战略的一部分。中国大型国有企业收购海外矿产公司的行为动机，是现有的OFDI理论都无法恰当解释的。以中铝并购力拓为例，中铝对力拓而言没有任何的优势，按现有OFDI理论这种并购是没理由发生的。只有把中铝看成是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一个引擎，并购是中国维护铁矿石、铁铝氧石和铜等其他资源进口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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