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6年的8月初，中国共产党中央召开八届十一中全会，会议出台了《关于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决定》，即著名的16条。这次会议和这个决定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发动。从那时到现在，已有37个年头。对37年前爆发的这场运动可以说是口诛笔伐的已经很多了。“十年浩劫”、“空前浩劫”、“十年大动乱”等无以复加的谴责语言表达了人们对文化大革命的深恶痛绝，也形象地说明了文化大革命给中华民族带来的深重危害。但如果用更为客观的眼光看，文化大革命其实不过是一系列历史事件演变的结果，事实上，像文化大革命这样史无前例的“运动”，假使没有一定的历史渊源和现实条件，领导者和少数人即使能量再大也难以发动起来。从另一方面看，这场“文化大革命”也不能说没有一点值得肯定的东西，比如一些干部平时当官做老爷，有仗势欺压群众或贪污腐败的种种劣迹行为，在文革中遭到群众的斗争批判，尽管方式不妥，却总是得到了某种应得的报应。对群众而言，也总算是出了积攒很久的一口恶气。对这种现象就必须看到有其合理的一面。而这种现象在文化大革命中并不罕见。所以，站在世纪之初的高度看待37年前的这场“大革命”，就不能仅仅停留在已有的结论上，更不能仅仅以祸害的角度去看待它。而要看到荒谬中有其必然，邪恶中有其正义，无法无天中有其合情合理之处，空前绝后中有其物极必反的一面。
文化大革命从规模上来说是史无前例，但就其性质看并不是史无前例，文化大革命前已经多次发生过类似的小革命或中革命，文化大革命不过是这一系列“革命”的继承和发扬光大而已。在20世纪80年代初一次全国人大常委会党的领导干部会议上，讨论文革是否是一场“空前浩劫”时，时任副委员长的谭震林拍案而起说：“什么空前浩劫！在我们党的历史上早就有浩劫了。30年代初中央苏区的肃反，就错杀了红军干部和战士几千人，难道不是浩劫？”谭震林讲的就是20世纪30年代初发生在中央苏区的肃清所谓反革命AB团的“富田”事件，当时大搞逼供信，红二十军从班长到军一级领导干部几乎全部被杀，连陈毅和胡耀邦也险些被杀；在此前后，鄂豫皖红四方面军也发生了类似的惨案，2500多名排以上干部被逮捕和杀害；再接着是延安整风后期的“抢救运动”，也是大搞逼供信，成百上千的“叛徒”、“特务”被“抢救”出来；建国初期，在对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运动中伤害了一批人；“三反”运动时，不少地方为了完成打“老虎”任务，搞逼供、诱供，打出了一大批“假老虎”，全国高达18.9万人；1955年的胡风“反革命集团”冤案和潘汉年、杨帆冤案，由此引发的肃反运动由于“错斗”、“错捕”、“错关”、“错判”，又造成一批人的冤案；1957年反右运动中，把包括领导干部、知识分子在内的55万人定为右派；1958年在军内反教条主义中，肖克、李达等一批人被错误地定性为“贩卖资产阶级军事路线”、“进行反党反军委领导的宗派主义活动”的“小班子”,并伤及德高望重的刘伯承元帅；1959年“庐山会议”构陷的“彭、黄、张、周”冤案，由此引发的“反右倾”运动中遭到批判或被划为右倾分子的党员干部竟达365万人之多；1962年在对小说《刘志丹》批判中构陷的以习仲勋为首的“反党集团”；1963-1965年在农村和城市分别开展的“四清”和“五反”运动，提出农村以至全国有“三分之一的领导权”掌握在敌人手中，大搞扎根串联，“层层追根”，支持地方出现的夺权事件，这实际上成为文化大革命的先声。由此可见，从20世纪30年代中央苏区肃清AB团到20世纪60年代文化大革命前的“四清”和“五反”运动，在党内、军内、政权范围内每隔一段时间就会上演一场人为制造的“革命”，就会有一批人被无辜地打倒或“消灭”。区别只在于“革命”的大小、程度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换句话说，早从中央苏区开始，就始终有一个以革命名义存在的阴暗面在活动，在发展，在寻找机会制造那无法无天的悲剧。可以说是屡屡得手，无往不胜，并积累了丰富的斗争经验。到文化大革命，这个阴暗面终于迎来了充分展露才华、展露能量、展露面目的时期，于是几十年来的“小革命”和“中革命”终于发展成为史无前例的“大革命”，几十年的“小悲剧”和“中悲剧”终于发展成空前的“大悲剧”，几十年来“小范围”和“中范围”的无法无天终于发展成为全国规模的无法无天。
文化大革命使大多数老干部成为受整的对象，但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干部在以往的运动中也整过别人，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大革命中老干部的全面挨整不过是以往运动中干部你整我我整你的“合理”发展而已。指出这个事实的确会令许多人不快，会触动许多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红卫兵小将”羞辱、而后“蹲牛棚”受苦、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又以受害者的姿态揭露文化大革命种种“整人”罪行，却避而不谈自己在历史上也曾整过人的人们的神经。但要彻底反思文化大革命，要真正做到还历史的本来面目，就不能回避这个问题，就不能不揭开这个“血淋淋的创伤”。事实上，由于几十年来各种运动的此起彼伏，由于每一次运动都要求触及每个人的思想灵魂，都要求有“对立面的不调和的斗争”，都要求自觉运用批评和自我批评、批判和自我批判的武器，而每一次运动的必要性和神圣性又是那样的不容置疑，所以，多少年过来，干部中很少有人置身于“整人和被整”的圈子之外。区别只在于整与被整的程度不同、积极主动和不得不整不同、往死里整和马虎应付不同，如此而已。即使是道德高尚的人物也很难例外。例子可以说比比皆是。所以，在文化大革命中，从中央到地方的大多数老干部挨整，固然和林彪、“四人帮”的利用有关，但更主要的是在文化大革命以前就已经奠定了这个基础。既然以前是你整我、我整你的一笔糊涂帐，文化大革命来一次“打倒一切”的总算帐又有什么奇怪的呢？
文化大革命表面看天下大乱，但实际上是由毛泽东个人主导下的天下大乱，自古以来，个人能量和权力没有达到这么大的。这既是由许多人推动的个人崇拜所致，更是体制高度集中、权力高度集中的产物。文化大革命先是红卫兵的大串联、铺天盖地的大批判，后是造反派的全面夺权、各派之间的大混战，诸如此类的大动乱持续了几年之久。从表面上看，确是天下大乱。但实际上对形势的主导权始终掌握在毛泽东一个人手中。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亲自发动的，文革小组是毛泽东亲自选定的，红卫兵的大批判、大串联是毛泽东亲自鼓励的，造反派的全面夺权是毛泽东亲自支持的；后来为了控制形势，又由毛泽东提出革命派“大联合”、领导班子的“三结合”，决定搞“三支两军”，要求“抓革命，促生产”，批判“怀疑一切、打倒一切”的行为和思潮，号召城市青年到农村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九大”以后又进一步布置了“斗、批、改”的任务，秩序有所恢复；再以后是领导粉碎了“林彪集团”，起用邓小平，同时批评和遏制了“四人帮”，让叶剑英主持军委工作，选择华国锋为接班人，为粉碎“四人帮”、最后结束文化大革命准备了条件。由此可见，毛泽东不仅是文化大革命的发动者，也始终是文化大革命形势的主导者。在文革中，只有毛泽东具有最高的裁判权，只有毛泽东神圣不可侵犯。每一次接见、每一项指示、每句话都是绝对权威。文化大革命打倒了所有众神，树立起了惟一的神，这个神就是毛泽东。过去的皇帝可以在背后骂，神可以不敬，文革中的毛泽东却没有不顶礼膜拜的。而且是天天顶礼膜拜，早请示，晚汇报，唱语录歌，跳忠字舞，所有的人都是那样的虔诚，那样的由衷。因为那时的毛泽东不仅是皇帝，而且是万帝之帝，不但是神，而且是万神之神，是普照万物的上帝神、太阳神。惟其如此，毛泽东才可以发动这场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并且能始终主导文化大革命的发展。自古以来，就个人权威和能量而言，中国历史上没有第二个人能和文革时期的毛泽东比肩。所以文化大革命的乱是表面的乱，人为的乱，有目的的乱，惟我所用的乱，是个人极权前提下先则纵容、后则控制的乱。所以才有“天下大乱达到天下大治”、“过七八年再来一次”的说法。而毛泽东能获得如此“玩乾坤于股掌”的权威，固然和他对革命的巨大贡献分不开，和他超人的才智与个人魅力分不开。但更重要的原因有两个：一个是领袖崇拜的极端化发展，另一个是体制弊端的极端化的发展。这两个原因中具有根本性决定性的又是体制原因。在发展对毛泽东的领袖崇拜中，林彪起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始作俑者却是党内的另外一些人。实际上，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早在延安时期就开始了，后来在从中央到地方、从党内到党外、从地位上仅次于毛泽东的领导人到普通干部群众的共同推动下，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就转化为个人迷信，个人迷信又转化为个人神化，个人神化再转化为超级神化，毛泽东成为万神之神的同时也就掌握了绝对权力和绝对真理，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条件也就具备了。而当年鼓吹个人崇拜的始作俑者成为文化大革命的牺牲品也就毫不奇怪了。但从另一方面看，如果没有一个体制作支撑，单靠人为提倡个人崇拜，既难成气候，更不可能形成社会性的气候。这种支撑个人崇拜的体制，只能是权力高度集中的体制，包括党务领域、政治领域、经济领域、文化领域的权力都高度集中。权力集中易于产生和发展个人崇拜，在这种体制下出类拔萃的领袖由于其能力和权力的结合会成为人们崇拜的对象，能力不怎么样的领袖则会利用权力制造虚假的形象来供人们崇拜。而个人崇拜的发展又会进一步推动权力的集中，使原来的权力更为集中，原来不怎么集中的权力促进其集中。在这一过程中，就逐步形成个人集权、个人专制、个人凌驾于整个体制和国家之上的现实。而一旦形成这样的极权条件，又出现大的决策错误，像毛泽东这样想象力丰富又才智超群的领袖就会导演出类似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的悲剧；想象力平凡和智力平凡的领袖也会干出另外一些祸国殃民的荒唐事。论文我看37年前爆发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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