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 黄任老要我来参加今天的会，很早就跟我说过。我同职教社是有一段因缘的——在重庆职教社所办的“星期讲座”讲演过，给《国讯》写过文章。今天来参加会，能够见见各位朋友，很高兴。但是讲话却没有准备。任老送给我一些材料，我又没有功夫看。到底讲个什么题目好呢？我想，还是抓一个现实问题来谈谈。 共产党现在要整风，任老把整风比作种牛痘。从种牛痘这个问题，可以联系到我们自己，联系到各位。职教社是一个知识分子的团体，从职教社所走的道路，也可以看出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道路。中国知识分子是具有爱国热情的。我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在座的李维汉同志也是一个知识分子。我们都受过两种教育──资产阶级教育和封建教育。几老自不待言了。我不能称老，但也留过辫子，受过封建教育。毛主席说过，他就是资本主义知识分子出身。最近，我陪波兰总理去天津，对天津的大学生讲话时也说过，我在南开受的就是资产阶级教育。它对我有没有作用呢？应该说，起了启蒙的作用。好处不要抹煞。但是毫无疑问，资产阶级教育有它不好的一面。如果看不到不好的一面，不进行自我改造，就会阻碍我们前进。 知识分子，在今天中国社会中是重要的、急需的，我在去年一月间所做的《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讲得很多。毛主席在今年二月的最高国务会议上和三月的中国共产党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也都讲过。中国的知识分子，一共大约是五百万人，高级知识分子并不多，按社会主义建设需要来说，很不够。所以要很好地重视这个问题。在五百万知识分子中，排了一下队，大学教授和中小学教师约有两百多万人，其中教授和副教授大约只有九千人，加上讲师、助教一起大约也不到六万人。在这些知识分子中，大多数是年轻的新的知识分子。其他方面，如各机关、科学部门、产业部门、卫生部门和军队中的技术人员，也是年轻的占多数。尽管开国时把旧中国的职员包了下来，但是他们现在占的比例毕竟很少。应该说，绝大多数的知识分子都是新中国培养的。不过，新的离不开老的，总要老一辈的帮助。因此，直接受资产阶级教育的虽然不多，但绝大多数总还是要受到它的影响。由此可见，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是个长期的工作。 这就是说，我国现在的知识分子，从思想意识看，与旧社会有千丝万缕的联系。旧的思想意识要它一下子都不存在是不可能的。以为到了新社会，人们的思想就自然都是新的了，这是不可能的。所以，思想改造不可能把旧的思想一刀斩断，而要长期进行。解放以后，我每次讲知识分子问题，总喜欢把自己的切身经验对大家说说，这样比较亲切些。拿我自己说，受共产党教育三十多年了，是不是资产阶级思想残余已经完全没有了呢？不是的，甚至于封建思想残余的有时候脑子里还蹦一点出来。有的时候，说话没有经过细考虑，讲了错话，或是工作上发生一些偏见，这是为什么呢？有的就是因为思想上还有旧的残余，或者说旧思想的影响还存在。我们要反对两种主要的错误思想：一是教条主义，一是修正主义。教条主义是把原理、原则当教条，到处背诵，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这样办事当然是行不通的。修正主义是把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原则，加以修改，这种修改是完全错误的，实质上就是受资产阶级的影响的表现。整风，就是要把共产党员的错误的政治主张、行动作风和错误思想加以分析批判，进行改造。不能认为成了共产党员的知识分子就一定是完全改造好了。他们信仰共产主义，服从党的领导，遵守党的纪律，愿意从事工人阶级的事业，这是一回事；至于思想作风上的一些毛病，需要通过长期改造来克服，这又是一回事。当然，觉悟高，学习好，在实践中善于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快一些。觉悟低，学习差，不善于在实践中总结经验教训的，改造得就慢一些。这种情况，在党外的知识分子中同样存在。 过去，中国知识分子生活在受外国侵略和封建统治的旧中国，所以往往产生救国革新的要求，再往前进，就有革命的要求。自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知识分子是起了很大的作用的。例如，太平天国是农民运动，但领导人洪秀全也还是知识分子。辛亥革命的领导人，主要是知识分子中的革命派。辛亥革命后，知识分子又推动了五四运动。中国共产党就是受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在五四运动基础上成立的。以后的学生运动，从九一八事变、一二九抗日救亡运动到后来的反蒋运动，知识分子大多是站在前面，受革命的吸引，同情革命的。反动统治者不给知识分子以发展机会，知识分子不能施展其才能，他们不仅政治上受压迫，生活上也没有出路。所以知识分子总是要求改革现状，要求进步。这是积极的一面。 但是，旧中国的知识分子也有消极的一面。看不到这一面，就是看不到自己的短处。中国的知识分子，总是中国社会的产物。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不可能不带有旧社会的习气。有的还有所谓士大夫习气。我自己的家庭就是士大夫家庭。士大夫总有它的保守的一面。记得一九四六年土改的时候，我和任老谈过，我们的亲戚朋友如果来反映土改的情况，要注意从两面去听，工作有偏差也许是事实，但还要想一想他为什么来反映。我们中间有些人是从剥削阶级来的，应该懂得剥削阶级是会给人们带来偏见，使他们把好得很的事情看成糟得很。中国士大夫有自尊心，有民族气节，这是好的一面。但是，念旧，不加分析地觉得旧的都可怀念，这些却是他们的毛病。还有，就是受旧中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这种影响在庚子（一九○○）年以前还比较少，那时候士大夫的保守性主要是盲目排外。到了庚子年以后情况就不同了，外国资产阶级教育的影响逐渐加深，盲目排处就逐渐变成盲目崇外了。还是拿我来说，我从南开受到了启蒙教育，因为学了一些新知识才能进一步接受革命的思潮。这是好的一面。而另一面，我也受到了资产阶级教育的消极影响，沾上洋气，似乎是新的都好。我相信过无政府主义、基尔特社会主义，后来在斗争中才逐渐相信了马克思主义。中国革命是逼出来的。人民灾难深重，不革命不行。知识分子改造也是一样，总要有人逼，走革命的路才快一些。我们知识分子要革命，就得摆脱旧的东西，克服封建习气、资产阶级思想、士大夫习气和洋气。这些旧东西，只要稍许不留心，就会在头脑里冒出来，所以必须经常注意进行思想改造。我们批判洋气，并不是说不要学外国的好东西，而是要批判那种以为外国什么东西都好的错误看法。中国知识分子的旧东西，和西方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比较，可能不那样根深蒂固。西方知识分子是不轻易改变他们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中国知识分子比较容易抛弃旧包袱，这是因为他们的“资本”不厚。这当然是相对而言的，实际上“资本”尽管不厚，也不是短期就可以解决的，而是要和风细雨地进行长期的思想改造。尽管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已经胜利，但是思想意识的改造毕竟是长期的事。今天，我对职教社的朋友们贡献一点意见，那就是要做到：活到老，学到老，改造到老。我自己也是这样做的。停顿就是落后，落后就要思想生锈。共产党员也是一样。 我们正处在继往开来的时期，放在知识分子面前的任务是艰巨的。我们应该很好学习，努力改造，只有不断地学习、改造、才会不断地前进。 注： 黄炎培（一八七八──一九六五），字任之（故又称黄任老），上海川沙人。清末曾考中举人。一九○五年加入同盟会。一九一七年在上海创办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四一年参与组织中国民主政团同盟。一九四五年发起建立中国民主建国会。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政务院副总理兼轻工业部部长、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副委员长、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副主席等职。 职教社即中华职业教育社，一九一七年黄炎培等发起创立，是倡导和从事职业教育的人民团体。新中国成立后，继续从事职业教育，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人才。 《国讯》是中华职业教育社办的刊物。创刊于一九三一年十二月，原名《救国通讯》，一九三四年一月改为《国讯》。一九四八年四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勒令停刊。──第３５６页。 罗迈即李维汉（一八九六──一九八四），湖南长沙人。一九二二年参加中国共产党。一九四六年参加政协中共代表团，在重庆、南京、上海等地广泛接触各方面人士。一九五七年任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 几老指黄炎培、江恒源、杨卫玉、冷（矛＋下框＋走之）。黄炎培，参见本书注。江恒源（一八八五──一九六一），江苏灌云人，曾任职教社办事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委员。杨卫玉（一八八八──一九五六），江苏嘉定（今属上海市）人，曾任职教社办事部副主任、总干事、副理事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轻工业部副部长。冷（矛＋下框＋走之）（一八八二──一九五九），江苏镇江人。曾任职教社常务理事。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曾任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全国委员会委员、江苏省副省长、中国民主建国会江苏省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 鸦片战争是一八四○年至一八四二年资本主义的英国对中国发动的侵略战争。从十八世纪末期起，英国把大量鸦片走私输入中国，毒害中国人民，并使中国白银大量外流。一八三八年底清政府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去广州禁烟。一八三九年六月林则徐下令当众销毁从英、美等国不法商人手中缴获的鸦片二百三十多万斤。一八四○年，英国借口保护通商，发动侵华战争。清政府在战争中动摇妥协，只有部分军队和人民群众奋起抵抗侵略者。英军除先后在广东、福建、浙江沿骚扰并入侵外，又攻占吴淞，闯进长江，直逼南京，迫使清政府在一八四二年八月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南京条约》。从此，中国逐步变成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 五四运动指一九一九年五月四日发生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当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结束，英、美、法、日、意等战胜国在巴黎召开对德和会，决定由日本继承德国在中国山东的特权。中国是参加对德宣战的战胜国之一，但北洋军阀政府却准备接受这个决定。五月四日，北京学生举行游行示威，反对帝国主义的这一无理决定和北洋军阀政府的妥协。这次运动迅速地获得了全国人民的响应，到六月三日以后，发展成为有工人阶级、城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参加的广大群众性的反帝反封建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也是反对封建文化的新文化运动。以一九一五年《青年杂志》（后改名《新青年》）创刊为起点的新文化运动，竖起“民主”和“科学”的旗帜，反对旧道德，提倡新道德，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五四运动中的先进分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使新文化运动发展成为马克思主义思想运动。他们致力于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在思想上和干部上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做了准备。 洪秀全（一八一四──一八六四），广东花县人。十九世纪中叶太平天国农民革命运动的领袖。一八一五年，他和冯云山等领导群众在广西桂平县的金田村起义，建号太平天国，同清朝的封建统治坚持斗争十四年之久。 一九三一年九月十八日，日本驻在中国东北境内的关东军进攻沈阳。这次事件被称为九一八事变。随后，日军向辽宁、吉林、黑龙江三省全面进犯。驻守沈阳和东北其他地方的中国军队，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的命令，使日军得以迅速占领了这三个省。 一九三五年十二月九日，北平学生数千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爱国示威游行，提出“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等口号。游行的学生遭到国民党政府镇压。次日，北平各校学生宣布总罢课。十六日，学生和市民一万余人，再度举行示威游行。这次爱国运动得到全国人民的热烈响应，形成了中国人民抗日救亡运动的新高潮。 基尔特社会主义也称行会社会主义（基尔特是英文“行会”一词的音译），是二十世纪初英国工人运动中出现的一种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思潮。主要代表人物是潘蒂、柯尔等。他们主张一个社会应设立两个平行的组织：一个是由工人、工程师等按行业联合组成的产业基尔特，领导和管理生产；一个是作为消费者的国家，负责产品分配和保证全民消费。他们幻想等到基尔特发展到包括全体人民时，它就可以和平地代替资本主义国家，从而实现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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