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中国与苏联都对本国的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进行了 改革。在邓小平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取得了不容置疑的阶段性成果，而 苏联的改革在戈尔巴乔夫的领导下，却导致了亡党(共产党下台、解散)亡国(国家解体 ，苏联不复存在)亡社(放弃社会主义)的结局。这就使两国的政治体制改革具有了可比 性。
一、中苏两国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区别
(一)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舆论动员
改革具有批判性和创新性，要改革就必须对原政治体制进行批判，使人们认识到进行 改革的必要性、迫切性，也就是必须要进行舆论动员。但同时改革也具有继承性，这就 决定了这种批判必须把握好一个度，过或不及要么会产生历史虚无主义和否定一切的倾 向，要么会影响改革的广度、深度和坚定性。但是，苏共在这个舆论动员过程中，犯了 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过分宣传、渲染“差距论”(即戈尔巴乔夫在改革初期否定安德 罗波夫的“发达社会主义起点论”，宣传苏联尚是“发展中的社会主义”，同发达资本 主义国家差距甚远的理论)，在人民群众，特别是中青年思想上造成了严重混乱，社会 主义不如资本主义的错误思潮泛滥成灾，从而导致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对苏联共产党、 对十月革命道路的否定；二是在对历史问题进行反思和甄别时，对斯大林的评价采取了 不实事求是的全面否定态度。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在发出“不留有空白点”的 号召后，对舆论不加引导，反思过去就变成了否定革命历史、否定革命所造成的全部现 实；批判斯大林和历任领导的错误以及体制的弊病，变成了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否定社 会主义制度。这种做法的结果正如美国政论家米克尔·达维所言：“由于片面地、完全 否定地把党和国家的百年历史说成集权政治，从而为反共提供了和继续提供肥沃的土壤 。”[1](P.160)这样，后来的苏共垮台和苏联解体就成了逻辑的必然。
中国在反思历史时，在以邓小平为核心的第二代领导集体的正确引导下，对毛泽东晚 年的错误，对我们党在新中国成立以来领导工作上的失误，采取了实事求是的、唯物辩 证的分析态度，将毛泽东的正确方面，对中国人民和中国历史作出过伟大贡献的方面同 他晚年的错误加以区别，将毛泽东思想同他发动“文革”的错误论点完全区别开来，从 而正确地评价了毛泽东及其思想，避免了简单化的、全盘否定的错误做法。在这个问题 上，邓小平作出了历史性的杰出贡献。在1980年3月至1981年6月用一年多的时间起草《 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过程中，邓小平做过多次具有深远历史意义 的谈话，为我们党正确评价毛泽东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他多次对中央负责起草决议的同 志讲：“单单讲毛泽东同志本人的错误不能解决问题，最重要的是一个制度问题。毛泽 东同志说了许多好话，但因为过去一些制度不好，把他推向了反面。”[2](P.297)尤其 值得一提的是，在起草决议的过程中，遇到的最大难题就是毛泽东“自己跟自己打架” ，他所反对的往往是他过去坚持的正确的东西，他所坚持的实质上是脱离了他以往思想 正确轨道的东西，解决这个难题，得益于邓小平的多次指点，他说：“毛泽东同志的错 误在于违反了他自己正确的东西。”[2](P.298)这样就使我们党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 这两个概念区别开来，把批评毛泽东的错误和坚持毛泽东思想统一起来。正像一些党外 人士所言：《决议》是个杰作，表现在它是用毛泽东思想来批评毛泽东同志的错误。[3 ](P.850)
(二)关于全面改革的布局
在社会主义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我们认为，以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是社会主义改革事 业成功的根本保证，这是由社会主义国家特定的经济政治条件决定的。从社会主义国家 的实际情况来看，它的整个体制的优越性和弊病的根子都是在政治体制。这是因为社会 主义国家政治体制的建立先于经济体制，经济体制是在政治体制的指导和影响下建立起 来的。最初建立的政治体制具有高度集权的性质，所以随后的经济体制也有了高度集权 的弊病。这一主从关系使经济体制的任何变动都受制于政治体制。政治体制不改革，或 者改不动，不仅会阻碍经济改革，甚至能使经济改革陷入失败的命运。所以从社会主义 国家的现实需要出发，改革必须以政治体制为先导。在改革的布局问题上，戈尔巴乔夫 所犯的错误就在于，他既没有处理好政治体制与经济体制改革的关系，又在后来的政治 体制改革中犯了一系列严重的错误，因此导致了苏联整个改革的失败。戈尔巴乔夫在其 上台的前三年，一直都是以经济改革为中心的。以经济改革为中心没有错，错就错在苏 联的经济体制改革没有以投资少、见效快且在苏联一直属于瓶颈的农业为突破点，为了 保持经济发展的速度，经济体制改革的突破点又放到了重工业上，其结果是不仅经济发 展速度下降问题没有解决，而且经济形势还进一步恶化，从而延误了改革的时机，挫伤 了群众的改革期望，增加了改革的难度。在经济改革受挫的情况下，以戈尔巴乔夫为首 的苏联共产党把改革失败的原因简单地归咎于苏联存在着“障碍机制”，归咎于各级党 政部门的“保守势力”抓住权力不放。在这种思想的指导下，苏共第十九次代表会议宣 布把政治改革放在首位，企图以此来摆脱改革遭遇的困境。从此，政治改革全面铺开， 形成了不断升温的全国规模的“政治热”。在“公开性”、“民主化”的口号下，各地 的罢工、集会、示威游行层出不穷，规模日渐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各级党和政府机构 根本无法集中精力从事经济建设和经济改革，各种集会和示威游行更是直接影响了生产 。正如俄共中央书记久加诺夫所言：“各种政治运动、代表大会、会议和集会挤掉了对 最费功夫的经济结构的改造。”[4](P.70)其结果是，政治体制改革不是引导、服务于 经济体制改革，而是妨碍、影响了经济改革，使经济改革因陷入政治斗争的泥潭而无法 进行下去。
中国的实践经验证明，经济体制改革总要以某种程度的政治体制改革为先导，没有一 定的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任务本身就不可能提出来，更不用说取得成功；经济 体制改革的成功，反过来又会促进政治体制改革，并对它提出更高要求，二者呈良性互 动关系。从中国政治体制改革的进程中我们可以看到，改革开放22年来，中国之所以取 得了很大的成就，正是因为我们从三中全会起，首先改革政治体制。如果不是三中全会 打破新的个人崇拜、个人集权，发扬党内民主，恢复正常的社会政治秩序；如果不是对 党的领导体制、组织体制、干部体制及行政体制进行了重大改革，使我们党形成了一个 实行改革的有希望的领导集体，我们就不可能打破思想僵化、端正路线，不可能顺利地 实现国家工作重点的转移、实现对内改革、对外开放，从而也就不可能获得经济改革的 巨大成功。中国的改革，正是由政治体制改革起了先导作用。众所周知，中国的改革是 从农村实行包产到户开始的，“把权力下放给基层和人民，在农村就是下放给农民，这 就是最大的民主。”[5](P.252)这就说明，包产到户不仅只是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 方面，也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内容。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全面展开及社会主义商 品经济的建立，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日益增强，1987年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十三大着重讨论了 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提出要党政分开、权力下放。随着市场化进程的不断深入，经济 的民主与法治又推动了政治的民主与法治，党的十五大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依法治国，建 立社会主义法治国家的奋斗目标。因此，从实践来看，中国的改革是以政治改革为先导 ，经济改革从来都没有离开过政治改革而单独推进；另一方面，它又对政治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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