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全球化是当今世界覆盖面最广、渗透性最强、影响力最持久的发展态势。它改变社会历史的进程，更新人们的思想理念和行为方式。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资本、技术和市场力量推动各个民族国家相互作用，其深度、广度和强度超过以往任何时候。
全球化是一个不断演进的整体性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人类的经济活动、政治活动、社会活动跨越国界，实现超出以前特定范围的密切联系。全球性事件影响一国，而一国情况会引发全球性后果。全球化进程使得国际事务与国内事务的界限变得模糊，使得人类活动的空间日益缩小。全球化既不是单一状态，也不是线性过程。经济生活的日益同质，要求不同体制、不同发展水平的国家遵循共同的游戏规则和制度安排，从而导致世界范围内的政治生活和文化价值观念发生改变。人们高度重视经济领域的全球化，同时更为关注非经济领域的全球化。
如果说，全球化把各个国家不可抗拒地纳入世界经济发展的市场体系，那么，全球化也把政治文明送到每个国家。政治文明是指人类社会政治生活的进步状态。作为动态的历史过程，政治文明在每个时期都有不同的内涵。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政治文明，均体现着以民主为核心的实践价值和运作机制。诸如，平等、自由、人权、民本的价值，权力制约、民主监督、公正选举的机制等。政治文明与全球化进程中市场经济的演变十分相似。市场经济的体制、政治文明的价值和机制最初产生于某一国度，但后来却超越了国界，成为整个人类的共同文明成果。
政治文明是人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马克思主义认为，任何社会都有特定的经济基础，有与其相适应的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1]因而，任何社会形态都是经济、政治和文化的统一体。衡量其进步状态，相应地也就有物质文明、政治文明和精神文明。
社会文明在市场经济向全世界拓展的过程中，逐渐裂变为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并且三者间相互联接、相互作用，构成了现代文明社会。民族的文明由此才能够成为世界的文明。全球化把各国文明吸纳、揉合在一起，把先进的、具有共性的文明成分和文明因素创新成人类的共同文明。
二
政治文明在人类社会的文明体系居于重要位置，发挥重要作用。人们在社会实践中必然发生三方面关系，即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社会的关系、人与思维的关系，相应地形成社会的物质经济结构、政治法律结构、思想意识结构等三大结构和社会物质生活领域、政治生活领域、精神生活领域等三大领域。人类社会进入文明时代，不仅表现为劳动产品的剩余和书写文字的应用，而且表现为阶级的出现和国家的产生。古希腊留下的文明遗产，不仅包括物质文明成果和精神文明成果，也凸现出政治文明成果，如强调个人的自由和责任，以及城邦制、共和制的理论和实践。近代资产阶级创造的政治文明成果异彩纷呈，既包含民主政治的基本理念，更突出了资产阶级民主的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
政治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政治文明不能在封闭的环境中形成和存在，只能在开放、交换的条件下，不断地从人类文明的其他形式中吸收营养，丰富和完善自己，在人类社会文明体系的发展中演进。政治文明的发展过程就是政治现代化的过程。政治文明的演进与全球化的历史进程不可分割。全球化把碰撞整合过的各种政治文明聚集起来，作为人类共同的文明成果加以推广。
人类文明的发端，同生产资料私有制的形成紧密相联。而政治文明最早萌发于生产资料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阶级和国家。政治文明从萌发的那一天起就包含着悖论：在私有制条件下，政治文明表现为不同形式或不同艺术的阶级统治和阶级压迫；追求民主、实行平等始终是政治文明的根本要求。
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度的建立是人类社会政治文明发展的重要转折点。在市场经济这块沃土上，资产阶级把物质文明、精神文明、政治文明精巧又充满矛盾地揉合在一起。在当今全球化背景下，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呈现加速增长的态势，远远超出了马克思当年的预估。生产力的大发展促进资本主义文明的大飞跃。包括资本主义政治文明在内的制度创新，使资本主义社会获得新的生命力。“从宗教到科学是资本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完成的最为重大的制度创新。”[2-1]没有这个先导性的创新，就不会有随后的科技革命、产业革命、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资本主义“用议会制取代君主制，用选举制否定世袭制，用任期制废除终身制，并实行两党或多党竞争机制”[2-2]，使代议制成为资产阶级民主政治的核心。资本向全世界扩张，也把具有历史进步性和时代局限性的文明输入到世界的每个角落和每个层面。
三
在人类社会全球化发展的时代，资本主义面临着深刻危机。全球化给资本运动开辟了新的生存空间，突破了原有国家范围的局限，同时也减少了资本主义发展的外部化成本。当今的全球化生产过剩所带来的全球性危机就是明证。全球化将经济、文化、政治统一在资本主义发展的内在逻辑之中。“随着各种形式的个人主义把整个政治制度(特别是政党以及工会)销蚀成僵死之物，政治上的倒退趋势很有可能日益加剧，随即吞没新的局面。同时，……借助这种倒退行动赋予被蚀空的制度空壳以新的内容”[3]。资本主义民主政治已经不仅是一种国家制度，而且还是一种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其内在矛盾可能导致政治上的倒退，或
者以新的民主政治来替代。西方传统的民主制度发展到当代，暴露了许多固有的弊端，出现被西方学者称之的“民主的危机”。美国未来学家托夫勒认为，现有的政府和政治机构已经过时了[4]。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尽管形式精致，但与生俱来的弊端决定它仍然是不合理、不公正的政治文明，总是表现着剥削阶级对被剥削阶级的政治统治关系。少数社会成员对于多数社会成员的权力控制是代议制民主政治的实质。人类社会政治制度的更迭依次表现为更高层次的政治文明，但资产阶级政治文明的性质，却没有因为在政治文明演进中发生量的积累而导致质的飞跃。马克思主义不否定在西方政治形态中民主作为人的内在要求而存在，但全球化并没有改变人们现实的、具体的、阶级的属性。民主不仅是人的解放的要求，也是阶级的解放的要求&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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