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我国公证诚信制度的构筑
冯兴吾 章中峰
内容摘要：公证最大的价值就在于“诚信”二字。本文立足于公 证员执业活动的环节，对我国公证诚信制度的构筑进 行了思考，并就公证法律制度、公证员职业化制度、 质量保证制度、监督检查制度、责任赔偿制度和职业 责任保险制度等方面进行了阐述和分析，力图走进公 证法学研究与公证实践联姻的境地。
关键词：公证 诚信 法律 规范
诚实信用，以拉丁文表达为Bona Fide，以英文表达为Good Faith，以法文表达为Bonne Foi。直译均为“善意”。而在德文表达为Treu und Glauben，直译为忠诚和相信。最早将这个道德准则上升为法律规范的是《法国民法典》。该法第1134条规定：“契约应当以善意履行。”这个“善意”即指诚实信用。尔后，《德国民法典》明确将诚实信用作为一项强制性规范规定下来，并且从契约合同扩大到一切债的关系中。到《瑞士民法典》第二条规定：“无论何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均应依诚实信用为之。”由此，诚实信用原则成为一项十分重要的民法基本原则，被称为私法领域的“帝王条款。”
诚实、信用是市场经济的基本原则之一，是市场经济的灵魂。社会要进步，经济要发展，就必须要讲诚实、守信用。公证制度作为一项重要的信用保障法律制度，是社会信用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本质是代表国家对自由经济、民事活动进行适当干预，确保各类经济、民事主体保持诚信，确保各种经济、民事活动真实、合法、公平、公正，避免和减少风险，确保合作、交易安全，并为依法进行各种经济、民事活动和解决各类纠纷提供强有力的法律保障和真实可靠的证据。诚信是公证最大的价值所在，是公证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公证在社会信用建设中发挥作用的基本前提。
据《布莱克法律词典》解释，诚实信用即：是或怀有好意；诚实地，公开地，和忠实地；没有欺骗和欺诈。在普通法中这一词语一般用来描述目的诚实和不欺诈的内心状态，概言之，即忠实于自己的义务或责任。发挥公证在国家信用体系中的作用，就要求公证员忠实于自己的公证法律服务的责任，首先从加强自身的诚信建设、进一步提高自身信用着手，把公证行业建设成为一个对社会、对群众负责任的行业，一个对社会和群众信得过的行业。
一、确保公证信用功能作用的发挥，需进一步完善公证法律制度。
法律是现实经济关系和社会关系的集中反映，也是相对确定的行为规范。在世界许多国家的民事法律、合同法律以及国际组织和国家间的国际条约中，诚实信用已不再是原则的确定，而且已渗入具体法律条文和规范之中。诚实信用的法律权威性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承认，并且成为人们从事有关经济行为和法律行为的依据。公证立法是诚实信用道德要求确定性的现实需要。
1、即将出台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证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应当科学地确立强制性公证的范围。
信用需要制度作保障，为社会信用服务及成为保障体系的公证制度本身，更需要法律的保障。著名法学家、厦门大学法学院博士生导师徐国栋教授指出，我国目前民事实体法律关于公证的条文仅占0.47％，在世界各国比例最低（相对较低的阿尔及利亚民法典，其财产法涉及公证的条文占0.7％）。而在《法国民法典》中则规定了在不动产、公司事务、继承事务、家庭事务等方面必须公证的许多事项。如《法国民法典》第2127条规定：“协议抵押权，仅得在公证人两人或公证人一人和证人二人面前，以公证形式作成的证书始得设定。”有些大陆法系的国家《民法典》也有很多类似规定。
在公司事务方面，德国、奥地利、丹麦等分别在《股份有限公司法》和《有限责任公司法》等实体法中直接作了应当公证的规定；意大利、荷兰、瑞士等国有关公司的法律规定主要包括在《民法典》或债务法中；日本、韩国、比利时等国则主要通过《商法》或《商事法》对公司的公证事务予以规范。
关于不动产、收养、继承及其他婚姻家庭事项必须公证的规定一般见诸于民法典，代表国家有德国、法国、日本、瑞士、保加利亚等国。如《瑞士民法典》等267条规定：“收养契约，以公证书为之……。”《法国民法典》第1410条规定：“订立婚姻契约，应由当事人双方同时到场，并有公证人记录之。”
这些国家通过实体法与公证法互相呼应，共同构成与公证有关的法律体系，规范、指导公证员和当事人的公证行为和经济行为，对建立交易信用制度，保障交易安全，降低交易成本，促进社会经济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 如此分析，借鉴外国公证法或国际惯例，在我国公证立法中对公证处的职能、工作内容、公证程序、公证管理（内部管理、行业管理和行政管理）和社会责任加以确定和制约是十分必要和可行的。我国公证立法也应吸收这些成功经验，把一些涉及到国家、公民个人财产权利的重大事项都规定为必须公证事项。这几年来，部分省、自治区、直辖市相继出台的地方性公证法规中都规定了一些必须公证事项，在实践中各方面反映很好。《安徽省公证条例》第15条就规定了应当公证事项。
2、应当强化公证效力
亚里斯多德认为，法律不应该一成不变，“法律必须在某些境况、在某些时候加以变革”，“如果一定以守旧安常为贵，这就未免荒唐了。”德国历史法学派的主要创始人萨维尼说：“法律如同语言一样，总是在运动和发展中。”法国、意大利等国确定的必须公证事项长期存在并发展至今，必然有其存在的合理性。这个合理性就是其灵活性，它能够始终保持与变化的社会相一致。马克思主义要求我们，作为上层建筑的法，就要努力适应经济基础的需要，适应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需要，随着经济基础的不断变化而变化，不断强化公证的效力，也就是与时俱进。
第一、证据效力。公证书具有法定的证据效力，一旦涉及诉讼，人民法院可以直接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民事诉讼证据的若干规定》第九条将“已为有效公证文书所证明的事实”列为当事人无需举证证明的事实之一。本文认为，不仅如此，还应规定公证书具有确定的证据力，任何机构和部门都应当无条件采信公证书。当利害关系人提出异议时，只有在人民法院裁定公证书无效的前提下，才能不予采信。我国台湾《民事诉讼法》也有类似规定，如第355条“凡由公证人就法律行为成立或私权事实之存在，依据其实际体验之内容，依公证人所规定之程式作成立之公证书，推定其为其证据，除有反证外，应认为具有公文书形式上的效力。”
第二、强制执行效力。《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218条规定，对公证机关依法赋予强制执行效力的债权文书，一方当事人不履行的，另一方当事人可向有管辖权的人民法院申请强制执行，而不必经过诉讼程序。我国台湾《修正公证法》第13条规定下列法律行为做成的公证书具有强制执行效力：⑴以给付金钱或其他代替物或有价证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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