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网络预防形式的过渡性思考
作者：贺轶民
单位：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检察院研究室
电话：010-65014161
一、前言
网络，其中一个意思就是指由特定的行业或专业建立起来的相互联系、相互配合的系统，如销售网络、服务网络等。在网络内部，占主导地位的一方必定采取该网络所允许存在的形式积极推动、联系其余各方，以求达到某个特定的目的。预防即事先防备的意思，通过网络的形式来对职务犯罪进行事先防备，必然要求网络内部各方有着明确具体和可实施、可评价的权利与责任。例如：检验销售网络的成功与否要看销售渠道是否畅通、物品的生产与流通是否符合价值规律，这其中产品的销售方为了生存与发展，必然想方设法达到预期的销售目的；检验服务网络的成功与否要看服务是否方便快捷、服务质量是否达到客观要求，服务的提供方为了确保服务业务的生命力，也必然使劲浑身解数以求接受方的满意。
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借用网络的形式，并赋予了其新的内涵，目前，全国各地预防职务犯罪工作正以各种网络的形式存在和发展。但是，毫不避讳地说，由于网络预防形式只是在法律对预防工作无明确授权情况下的一种权宜之计，具有行政权利突出、法律权利弱化等过渡性特点，因此，随着依法治国进程的推进，网络的形式必将被法律授权的专业组织形式所取代，该专业组织依照法律规定的程序和法律授予的权利组织监督社会各单位进行职务犯罪预防，这将是网络预防形式的高级形态。
二、网络预防产生的背景与现状
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是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打防结合、综合治理”的方针指导下，一手抓打击职务犯罪，一手抓预防职务犯罪，这已是达成社会共识的当然之举。特别是十三届四中全会以来，我们的党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实践中积累了一些宝贵经验，确立了反腐败的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即：党委统一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齐抓共管，部门各负其职，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与参与。在这一领导体制和工作机制下，根据党的政策和国家政策，弥补法律无明确授权的制度缺陷，“网络”以一种组织形式，发挥各级组织和社会力量的积极作用，广泛依靠人民群众的支持和参与，积极发挥着预防职务犯罪的媒介作用，通过网络共同做好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应是建立网络预防形式的初衷。
由于职务犯罪预防工作不管是内容还是形式都属于新生事物，他直接源于“仍然严峻的反腐败斗争形势和仍然繁重的反腐败斗争任务”。几年来，预防网络这种形式通过艰难的摸索，在党委的领导下、纪委的组织协调下以及各网络成员的积极参与下，采取法制教育宣传、预防调研、个案预防、重点工程预防等方式已经将职务犯罪预防意识在社会普及，并在一定范围内收到了一定的预防实际效果，得到了社会的认可。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社会各界预防职务犯罪意识普遍提高。社会各界的职务犯罪预防意识从无到有，可以说网络预防这种形式功不可没。通过网络工作，各网络成员单位积极联系本单位干部职工，采取多种形式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开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2、网络预防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的作用。通过网络预防，各网络成员单位建立健全规章制度，从源头上有效防止了职务犯罪行为的发生。同时，网络预防还促进了职务犯罪案件的查办工作，有力地震慑了腐败分子，对腐败的遏制起到了积极作用。
3、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网络这种形式，从理论到实践，进一步丰富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内涵。同时，通过各网络成员的艰难摸索，发现问题，研究对策，有力推动了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深入发展。
三、网络预防形式存在的问题分析
由于网络预防形式的产生带有浓厚的行政色彩，而预防职务犯罪又不能单纯依靠行政手段。同时，网络预防形式的自身性质和特点又具有过渡性，使得网络预防工作在发展到一定阶段后，显得后劲不足，缺乏有效的持续支持。
（一）法律依据的欠缺与松散型的组织结构导致工作的主观性强，稳定性差，工作效率低
目前，职务犯罪预防缺乏相关的统一的法律依据，基本是依据党的政策来进行。党的政策只是一个宏观的战略性指导，各部门具体的权利与责任、实施步骤等都不明确，实践中各地和各单位的认识差别也很大。这样，虽然网络的组织结构已经搭建，但进一步的深入工作却因不同地域、不同人员不同时期的不同认识，难以稳定有效地进行。一般来说，网络预防形式的组织结构属于松散型，由各单位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兼任，基本贯彻“党委领导、纪委组织协调、党政齐抓共管、各部门各负其职”的原则。而实践中各单位党政一把手、纪委书记日常工作非常多，不同时期又有不同的中心工作和重点工作，各种硬性考核的工作任务也要完成，预防职务犯罪这种缺乏考核依据、考核措施的软性工作自然就要大打折扣。同时，这种松散型的组织结构运作周期长，大大降低了工作效率，直接影响工作的质量，造成工作虚而不实，大而不细，欲“一网打尽”而不能，主观性、随意性强。
（二）责任既分散又不明确，导致工作衔接不紧，不能形成显著的预防合力
网络组织机构内部的责任非法定责任，一般是在同级党委的领导下，在同级纪委的组织协调下，按照分工负责原则，根据本地区的实际情况以及各单位的性质特点由网络会议研究确定。在制订责任制度时，由于上述原因，考虑到开展工作的法定权力不足，责任制度也基本上是一些大的原则性的规定，内容大而虚，核心责任不突出且分散，约束性较弱。在这种责任制度下，网络成员相互之间的工作衔接不紧，工作的力量也就相对分散，不能形成显著的预防合力。同时，在法定责任不明确的情况下，职务犯罪预防的工作方法、手段和工作深度也就必然受到影响，或者只停留在宣传层面，或者只能有个案预防的效果，难以发挥整体预防、社会预防的系统优势。
（三）网络预防的专业性不明显，法律定位不清，导致工作机制不协调
首先，在各级网络预防组织当中，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是唯一的专门性组织，该部门在党委的统一领导下，在纪委的组织协调下开展工作，尽到部门职责，但究竟具体什么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部门职责，党委并无组织委托，法律也无明确授权，只能依据“检察机关是法律的监督机关”这一宪法性规定，实践中检察机关往往最后成了单纯的法律宣传和法律服务角色，或者在有的地方成了法律审批角色等等，诸如此类，有悖于“法律监督机关”的法律定位。其次，实践中各级党委只是对预防工作进行领导，具体的组织协调工作由各级纪委负责。也就是说，网络预防工作的步骤关键要靠各级纪委来推进，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只是发挥密切配合的作用，进一步地说，在检察机关没有得到法律授权的情况下，其为了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只有依靠各级纪委来调动社会资源。事实上，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内部的上下级纵向业务考核，只能解决预防职务犯罪的形式问题，而不能解决其本质问题。相比较而言，各级纪委担负党风廉政等方面大量的专业本职
工作，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和党风廉政建设工作又不是绝对的隶属关系，前者是刑事犯罪领域研究的问题，后者是党建工作研究的问题，虽然从大的方面讲又都属于反腐败这个大的格局问题，但又不能将两者混为一谈。因此，纪委内部纵向考核是没有职务犯罪预防工作这一项内容的，这种权利义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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