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眼”看“黑哨”
张钧 马慧健
一、“黑哨”如何？
2001年岁末，中国足坛风云变幻，可谓“让我欢喜，让我忧”。世界杯梦，四十四年终成真；职业联赛，八载春秋出“黑哨”。 时下，中国足球界“黑哨”问题已经引发了一场大地震。究竟何为“黑哨”，想必下边这张“剪影”能让我们一目了然。
——记者：（俱乐部在每场比赛之前）是依据一个什么样的标准来给裁判送钱？
——足球俱乐部老总：最早的标准就是所谓的“行规”-六万块钱。主裁拿一半，两个边裁各拿一万五。通常呢，六万块钱是指获胜的情况下，如果打平可能减半。“行规”之说在圈内已经存在很多年了，无论是新加入的俱乐部，还是老俱乐部，都要遵从这样一个规矩。
——记者：假如一个俱乐部不按规矩办事的话，会出现什么情况呢？
——俱乐部老总：我一开始（刚参加联赛时）是不同意（按规矩送黑钱）的，我认为不能这样做。结果就连续五、六场，一场都不赢，（球队排名）从第一、二直掉到第七、八。
——此前，新华社记者方益波、杨明从浙江绿城和广州吉利俱乐部以及浙江省体育局了解到，有7名裁判在执哨甲B联赛中曾收受“黑钱”，每场数额从3万元到8万元不等，其中包括赛前谈好价钱但最终因没赢球而没有拿到钱的情况。
当几个当事人勇敢地站出来的时候，“黑哨”终于浮出水面。随着黑幕越揭越大，问题暴露越来越严重，人们也越来越关注目前社会上流行的一个话题：由于我国《刑法》上存在的盲点，裁判不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以对拿赃款和吹黑哨的足球裁判无法对应现成的司法条文给予定罪。难道“黑哨”真能钻法律的空子吗？难道“黑哨”真能逍遥法外吗？
二、人说“打黑”
足球裁判拿赃款、吹黑哨的恶劣行为一经暴光便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打黑除恶”一夜之间成为人们的共识。人们希望看到中国足协重拳出击处理“黑哨”，但是在一个法治社会中，人们心下更希望看到的则是“黑哨”能够被绳之以法1。然而，法律是严肃的，是讲规则、讲证据的，有时合情合理的事情就是不合法。因而，“黑哨”的行为究竟该如何定性，人们众说纷纭。从各家媒体所反映出的情况看，基本可归纳为两种看法（三种观点）：一种是有罪说（这种看法包括“公务受贿罪说”与“商业受贿罪说”两个观点），另一种是无罪说。
1、公务受贿罪说。准确的讲，这个罪名应该直接称作“受贿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该按照我国《刑法》第385条的规定追究“黑哨”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行业协会有民间和政府两种性质，中国足协是经民政部门批准的、被授权从事国家足球管理的协会，当属政府性质的协会。另外，中国足协履行的是行政管理的职责，从一些具体行为来看，它更像一个行政机关。比如它对违规的俱乐部，可以行使只有国家行政机关才有的罚款权。中国足协授权裁判在场上执法，因此裁判的行为是代表中国足协的“职务行为”，裁判在执法比赛时就是履行公务，根据《刑法》可以很容易地判定其犯有受贿罪。
2、商业受贿罪说。这个罪名准确地讲应该是“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应当按照我国《刑法》第163条的规定追究“黑哨”作为公司企业人员犯有受贿罪的刑事责任。理由是：表面看，中国足协是国家体育总局下属的一种行业性管理机构。实际上，目前我国的足球行业已非单纯一个行业，更成为一种产业，各个俱乐部都在按照产业或者企业的运行模式进行操作，所以我们现在整个足球的行当，应按企业定性。另一方面，裁判是由中国足协来考核和确认裁判资格，并采取聘用制的形式去执法每一场比赛。他们在执法过程当中，并不是代表他们个人，而是代表中国足协，或者说是代表足球行业、足球产业的管理机关，行使一种管理权。因而，无论裁判本人是兼职还是专职，他们在行使裁判职务过程中的行为都应该定性为公司企业人员的行为，他们在履行职务时收受“黑钱”，就应该按照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来定罪。
3、无罪说。持这种观点的人认为目前我国《刑法》在贪污贿赂罪犯罪主体的规定上有盲点，而对于商业受贿罪犯罪主体的规定又显得过窄，因而不能追究“黑哨”的刑事责任。理由是：中国足协属于社会团体，足协聘用的裁判不能定性为履行公务。根据“法无明文规定不为罪”的无罪推定原则，不能给“黑哨”定罪。
对于上述三种观点，我们认为前两种观点均有不妥之处，最后一种观点虽然可取，但其论据又不是很充分。以下是我们对于“黑哨”行为性质的分析。
三、“打黑”之我见
（一）、法理分析
1、“黑哨”行为的无罪性。
首先，看我国《刑法》的相关规定。我国《刑法》中规定的受贿罪有两种。《刑法》第163条规定，“公司、企业人员受贿罪，是指公司、企业人员（通常为董事、监事、经理、会计等人员）利用自己的职权便利收受客户贿赂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商业受贿罪”；《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财物，或者非法收受他人财物，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通常被人们称为“公务员受贿罪”。这两条受贿罪的共同特征都是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牟利，区别主要在于犯罪的主体不同。另外，由于侵害的社会客体不同，所造成的社会危害性严重程度不同，从而量刑的幅度也不同，后者最高刑可判死刑；前者则最多判15年有期徒刑。
其次，看中国足协的性质究竟是什么。众所周知，由于我国的特殊情况，中国足协和中国足球管理中心是一班人马、两块牌子，后者是官方机构，但中国足协在民政部注册的是社会团体，不具有官方性质。尽管中国足协的主要工作人员都是由国家体育总局委派，甚至具有一定的国家行政级别，但足协对俱乐部、运动员、裁判以及各项赛事所实施的管理活动毕竟只是一种国际惯例性的行业管理行为。此外，根据我国有关法律规定2，公司和企业都是商品生产或经营单位，有别于国家机关、社会团体。这么看来，中国足协显然也不是公司或者企业。
再次，看裁判执法比赛行为的性质。执法中国足球联赛的裁判大多是业余身份，由中国足协组织，参与联赛的场上执法工作，并领取一定的执裁补贴。如果我们非要把国家公务人员的身份往裁判身上套，就有些牵强附会。因为国家工作人员最重要、最根本的特征，在于他的工作是履行公务，而足球裁判活动无论如何不能说是一种国家公务活动，不能视为是对国家进行管理的活动，这是显而易见的。
综上，我国《刑法》对受贿罪主体的要求，要么应是“公司企业工作人员”，要么应是“国家公务员”。在对前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中国足协既不是公司，也不是企业，当然足球裁判员就不是公司企业人员；在对后者的认定上，我们认为，即使将中国足协视为受民政部委托履行国家行政管理职能的政府性协会，但由于裁判的执裁活动不是国家公务，所以作为被足协所任命、指定或委派的，在各项赛事执裁的裁判也绝非国家公务员。由此，我们认为，虽然从立法精神上来看，足球裁判受贿、巨额
受贿无疑是犯罪行为，但根据当前刑法，“黑哨”的行为因其不具有法定的刑事责任主体资格而不构成犯罪，把裁判收钱看作是受贿行为还很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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