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民所著《中国民族学史》是学科史研究的扛鼎之作。丛书分上下两卷，以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为分野，更为准确的划分是二十世纪上半叶与下半叶。
上卷是我着重看的部分，先就上卷简要介绍一下。上卷的主要内容为20世纪前半期中国民族学的历史演变，具体分为三个方面：1.早期中国民族学学术思想和流派的形成2.主要民族学家的学术经历及其学说和观点3.学术机构及学科的教学科研活动。以这三个方面内容展开全书。这也是本书的材料组织脉络和叙述道路：一条将史料研究和理论分析相结合的道路。
全书共分为10章。
第一章为导论，介绍中国民族学史研究的若干问题，包括它的学科定位，研究意义以及历史分期。对于舶来学科民族学，欧美与苏联代表了两条研究范式，欧美认为“民族学是研究人类文化的科学，分析和解释文化资料，进行文化比较研究”，立足于对“文化”的阐释与研究;而前苏联认为“民族学是研究民族共同体的科学，一切现存的和过去存在的民族都在研究之列。”侧重于对“民族”的研究。
此外，民族学的学科名称也总激起疑虑，不妨在此再做区分。民族学=文化人类学(美)/社会人类学(英)。在美国的学科体系中，人类学包括考古学、语言学、民族学(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四大分支，但中国历史学科的强势吸引力，考古往往在历史系之下，而语言学则常与汉语、文学等相关联。
为什么在我国“民族学”会与“文化人类学”有歧义差别?首先是因为大陆民族学一度受到苏联民族学的强势影响，苏联为巩固多民族统一政权而展开民族学调查，政治倾向浓厚。我国也围绕民族工作的任务开展对少数民族的研究。其次，“民族”一词，在现代汉语中的歧义性往往带来误解，而“所谓民族学，并非少数民族学”。
民族学与社会学也是一对同胞兄弟，按照王建民的区分，社会学的研究单位是社会，而侧重于行动;民族学的研究单位是文化的载体——民族，而侧重于价值。那么，民族学与民俗学又如何区分呢?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学科方法中的田野调查，民俗学注重的是一般性资料的搜集，而民族学更强调了个案以及阐释与比较的重要性。
整体来说，20世纪上半叶的民族学有“民族史学”的倾向，即一方面利用民族学的理论分析历史问题，因为中国的历史研究传统源远流长，成果斐然，但民族学则常处于式微的边缘状态;另一方面，民族史学多研究民族起源和发展的历史。这一倾向在20世纪50年代后开始转变，民族史学与社会文化研究向结合，对“文化”的关注也更加回归学科研究的初心，但存在着过于依赖简单进化论建构历史的倾向。
从第二章“民族学在中国传播与发展的背景”到第三章“西方民族学在中国的早期介绍”，为民族学学科的成立奠定了知识与人员的基础。第四章“中国民族学的创建”，从1926年蔡元培的《说民族学》说起，蔡元培的《说民族学》对民族学学科进行了概念上的界定与学科定位，为民族学的学科建立做了准备，此文的发表从某种意义上也可作为民族学学科成立的重要标志。
到了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民族学真正作为一门社会科学学科成立，并在中国拥有一席之地。最重要的两个标志一是专业学术机构的成立：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民族学组的建立;二是国内独立的田野调查的开展，如杨成志的云南罗罗调查和商承祖、颜复礼的广西瑶族调查等。这表明中国民族学已经摆脱了以介绍和引进为主的时期，形成了田野调查的研究程序和规范，开始了中国人自己的研究。
说到这里，就对上半叶的中国民族学史分期总结一下吧。
一.萌芽阶段
在1928年之前，中国民族学处于萌芽状态，不论是中国古史中对民族学资料的记载(如《史记》等史书对边境少数民族的记载)，还是西方民族学译著(如严复的《天演论》和《群学肄言》)等等，在萌芽时期随着中西方文化交流的频繁，中国知识阶层对中国古代文献和西方著作的解释，使得民族、种族、文明、野蛮、进化、母系、父系、图腾、私有制等等概念逐渐为人所知。在高校相关课程的开设，以及成立了中国最早的人类学系。如果对这一时期(萌芽时期：20世纪初到1927年前后)中国民族学发展的特点进行概括，大致如下：1.在国外留学的民族学、人类学学生成为民族学学科发展简史的后备力量。2.考古学、体制人类学的初步发展促进了民族学的发展(如19世纪末发现甲骨文、安特生对河南仰韶文化的发掘、周口店北京猿人，以及李济发掘殷墟等)3.调查粗放，没有开始真正意义上的田野调查，将民族学作为政治斗争的理论准备，关系社会前途的东西方发展道路选择等爱国主义色彩展现出来。4.重视探究人类来源与民族起源问题，政治色彩浓厚。
二.创立阶段
创立阶段是1928年到1937年，1928年作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学科成立之年，标志着人类学已经从早期的进化论、人种学和民族学的思想启蒙转化为一个具有学科体制的知识体系。就这一时期的田野工作，主要可分为境内族群研究、汉人社区研究和汉民支系研究。
境内族群研究的代表人物和作品有：林惠祥的台湾调查《台湾番族之原始文化》;凌纯声的东北赫哲族调查《松花江下游的赫哲族》(强调一下这本书，因为这是中国人类学者所编著的第一步科学的民族志，至今仍被奉为人类学田野调查的圭臬;此外这本书没有忽视对历史资料的搜集和脉络整理，也是中央研究院人类学研究所的典型代表，是今日历史人类学研究的先声);史图博的华东畲民调查《浙江景宁敕木山畲民调查记》以及凌纯声、芮逸夫的湘西苗族调查《湘西苗族调查报告》(这本书留下了中国最早的影视人类学资料，但苗族知识分子向蒙藏委员会抗议一事可作调查伦理之鉴)。
对于西南的民族调查，有凌纯声、陶云逵、勇士衡的《滇西边民考》、庄学本的《滇西边区考察记》、费孝通、王同慧的《花篮瑶的社会组织》，美国的葛维汉，以及胡鉴民等都做过相关调查。
对于汉人社区研究，有清河镇社区研究和定县调查(甘博和李景汉);“无心插柳”的江村调查;林耀华的义序宗族研究与《金翼》以及样懋春的《一个中国村庄——山东台头》等。对于汉民支系研究，有陈序经和伍锐麟的疍民研究和罗香林的客家人研究。
在学术机构和学术派别发展方面，形成了“北方学派”与“南方学派”。台湾的唐美君总结说，“南派以中央研究院为中心，与历史学派有深厚的关系;北派则以燕京大学为主，受功能学派影响较大”。简而言之，南派——历史学派，北派——功能学派。李亦园也对此进行评价，认为南方更偏向于“人文学”，研究兴趣是人类文化现象;而北方更偏向于“一般社会科学”，研究兴趣是社会现象与发展规律。
北方学派受芝加哥学派和英国功能学派影响较大，注重社区调查，发展“本土方法论”，尝试将学到的知识运用与中国社会实际问题，并主张将民族学与社会学结合起来进行研究。此外，中国功能学派非常大的一个重要意义是打破了传统西方殖民时代的民族学的窠臼，不再被“野蛮人”、“异民族”的研究对象限制，而转向自身民族，这成为以后国际人类学界将研究重点转向现代社会的前奏。但缺点是，受不关心历史资料的功能主义学术传统的影响，没有能重视纵向的历史发展变化的研究。
南方学派的“历史”倾向表现在：不仅以“历史的方法”对各民族的具体材料进行描述和整体，而且注重引用和你就中国历史文献资料，通过民族学理论的解释来解决中华民族文化历史的难题。因此，南派重视史学研究，大量利用中国古代民族志资料;且较为注重实地调查，对发过民族学派以细致著称的实地调查方法较为偏爱(如凌、芮二人是莫斯的学生)，也受美国文化历史学派影响;表现出比西方民族学派更强烈的综合意识;注重少数民族研究;有较强的学院派理想色彩，成为台湾人类学民族学初期主导力量。
民族学人类学也逐渐形成三大学术重镇区域：华东、华南与北方。
华东地区以政治、经济、文化中心南京为据点，以上海为辅翼，政治导向、政府助力明显。提出了以民族学补充历史记载不足的看法，田野质量范围广、质量高。中央大学、金陵大学为带头，有凌纯声、芮逸夫、孙本文、黄文山、吴泽霖、吴定良等学者。
华南以中山大学与厦门大学为代表，受东南亚以及海外影响较大，新思想新学说传播较早。尤其是美国和德国的影响，强调实地调查。多学科视角，与体质人类学、考古学、语言学、历史学同时进行。也特别注重对考古和文献资料的运用。代表人物有罗香林、杨成志、林惠祥。
而北方以中国文化中心北京为据点，具有传统北方学派重视功能和社区的特点，以燕京大学、清华大学、辅仁大学等高校为核心，既有国外归来学子带来的新思想，又有国学根基，代表人物有吴文藻、费孝通、林耀华、杨堃、潘光旦、李安宅等学者。
三.发展阶段
发展阶段是1938年到1949年。为什么以1938年为发展阶段的起始点，是因为1938年是全面抗战第二年，中国民族学家与内地学术机构、大学向西部转移，民族学家加强了对民族、社会实际问题的研究，研究的广度和深度提高。
这个阶段不能回避的词就是“魁阁”，前段时间云南大学也排了《魁阁时代》。魁阁的背景是这样的：1940年日军对昆明轰炸日益频繁，在费孝通住持下的社会学工作室因此被疏散到昆明近郊的呈贡县，寓于当地的一座古建筑魁星阁之中，即为云大——燕大社会实地调查工作站。这里的人类学研究坚持了以往汉人社区研究的传统，以魁阁为依托，费孝通和他的研究伙伴进行了中国功能学派颇有意义的实践。
“魁阁学风”的研究风气传自伦敦经济学院，采取理论与实际相结合的原则：每个研究人员先就自己的课题到选定社区进行实地调查，再在“席明纳”(seminar)里进行集体讨论，完成论文。魁阁被视为早期中国学术集团的出行，关注的重点是乡土中国的现代化问题。代表性成果产出有费老的《云南三村》系列和《芒市边民的摆》、《内地女工》、《滇西的巫术与科学》、《祖荫下》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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