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公子列传》是司马迁为战国四君子之一的信陵君在史记中立的传。太史公在记叙时，以“窃符救赵”为故事主线，展现了信陵君礼贤下士、厚待门客、谦逊有节、仁而重信、以义为先的形象。
读完之后，让我内心久久不能平静的便是“窃取虎符”的情节了。面对赵国传来的求救声，救赵心切的信陵君采纳了本是一介布衣的侯生之计策，筹划窃取虎符，调兵离魏。在那个年代，“窃取虎符”，可以说是大逆不道、近乎于造反的罪行了，但信陵君不忍眼睁睁看着同宗友国覆灭，且尚有长平坑杀四十万军士在先，如今兵临城下，倘若防线告破，又不知秦兵虎狼之师又会再有何等暴行。再加之唇亡齿寒，纵使大逆不道，信陵君也要为了国家，为了天下，殊死一搏，铤而走险。
经典之所以能传世，被后人反复阅读欣赏，其原因一定不是辞藻修饰如何华丽、故事情节如何离奇，能传世的根本原因在于经典作品的内核契合了整个时代的精神内涵，能将凝聚了优秀传统文化的文明火种传承发扬。我在读《史记·魏公子列传》时，就能强烈地感受到，这篇作品承载的思想内涵与现世时代的精神内核有交相辉印的闪光点。
当时的华夏，处在春秋战国时期，在整个中华史中是一个非常特殊的时代，是原始部落统一后，第一次大分裂，大割据。那时是血气方刚的中华!那时是民族气节成型的时代!是天下观深入华夏灵魂的时代!
《想象的共同体》的作者本尼迪克特·安德森中持有这样一个观点：民族从来不是什么切实存在的客观实体，它不可以被触摸，也不是自然就有的，民族是人们一种群体性的主观想象。通过对特有的一系列符号的理解认同，想象“我们”、“你们”、“他们”是分别各自的同一群人，这就是民族与民族。用这个视角来理解我们中华民族，解读华夏文明，我们就能发现，真正浸入我们文化骨髓的，是我们的“天下观”。“天下观”让我们中华民族即使经历诸多王朝更迭，但依旧保持着整体性，就算每次分裂也总暗含着统一的趋势。
信陵君为何没有狭隘的只为一国之私，而选择按兵不动、见机行事或者带兵救赵之后邀功请赏呢?事成之后，面对魏王责难与威胁时，为何“公子独与客留赵”，并在赵国也尽心发挥自己作为名士的作用?其实不仅贵族们如此，士人们更是如此。苏秦可以拥六国相印，招摇巡行天下;张仪可以离开魏国到秦国做相国，随后也能到楚国任相戏弄楚王后又回到秦国;楚国人可以到齐国去帮助齐王打败燕国;魏国人也可以代表秦国接受魏国割地求和的文书······这些历史背后都是同一个逻辑，那就是我们中华文明独创的”天下观“。古人的国家观念并不是很强，在模糊的国家观之上，是深入我们灵魂的天下观!有志之士，不局限于秦、赵、楚、齐、燕等诸侯封地，他们心中的故乡只有一个——天下。
转头看向现世，我们认同自己是中国人，是中华民族，也正是因为我们认同了我们五千年岁月中共同拥有的、稳定发展的文化符号，我们一代代中华儿女通过阅读和传颂如《史记》这般承载了中华文明丰富内涵的文化载体，才得以在脑海中形成了我们对“天下”的共同想象、共同记忆。地理上的中国存在于实实在在的真实土地上。可几千年来，我们每个中国人认知中的“天下”，却是个观念性的存在，不受现实政治和国家边界的约束，浸入文化骨髓中。
我们文化基因中的“天下观”，也正是“共筑中国梦”的重要精神资源，是我们努力奋斗，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精神支柱。“天下观”需要我们年轻一代，通过沉下心来阅读优秀中国传统文化作品，以及积极主动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传统“天下观”中的精华部分、契合新时代发展要求的部分挑选出来，传承发扬。
“天下观”实际上也是一种使命感。在古代，“天下”是每个文人志士实现心中抱负、有所作为、建功立业、名扬四海的坐标空间和衡量尺度，每个人心中的“天下观”是激励其个人一展宏图最有效的使命感。而在如今，“天下观”也恰好可以同我们每个青少年个体的“中国梦”契合。为人民做贡献，为人民而奋斗，便是在为了“天下”苍生而拼搏。新时代背景下的“天下观”，便成为我们追求更广阔胸襟、更宏大视野、更强劲动力的具备深刻文化底蕴的“初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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