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借古讽今
汉朝有一部集道家之大成的《淮南子》，里边讲过一个匪夷所思的故事：
周武王灭掉商纣王，得了江山，可心里不大安稳，于是请教姜太公说：“我夺了商纣王的天下，这是以臣弑君、以下犯上的行为呀，如果后世有人效法我的样子，搞得兵连祸结，那可就不好了。你看这该怎么办呢?”
姜太公答道：“大王您能提出这个问题来，这很好。这就好比打猎，猎物还在活蹦乱跳的时候，猎人唯恐把箭射轻了，可等到猎杀成功之后，又希望猎物的伤口越小越好。
“您如果想长久地占有天下，最好的办法就是蒙住老百姓的眼睛，堵住老百姓的耳朵，引导着他们多做一些无用功，同时，用繁琐的礼乐来教化他们，让他们各自安于本职工作，养成他们安逸的心态，让他们的脑袋从清清明明变成浑浑噩噩。
“达到这种程度之后，再摘掉他们的头盔，给他们戴上以翎毛装饰的帽子;解下他们的刀剑，让他们手持笏板;制定为期三年的守孝规则，以此来限制他们的生育;大力宣讲等级秩序和谦卑退让的精神，让他们不起争斗之心;多给酒肉让他们好吃好喝，再用音乐使他们好玩好乐，用鬼神使他们敬畏天命，用繁文缛礼使他们丧失自然天性，用厚葬久丧使他们耗尽财产，让他们为丧事置办奢侈的陪葬品，这样来使他们陷入贫穷，让他们挖壕沟、筑城墙来耗费体力。这样做下去，就没有多少人还能犯上作乱了。——只要这样移风易俗，就不难永保江山。”
《淮南子》最后用姜太公的这番话来说明《老子》的一句名言：“化而欲作，吾将镇之以无名之朴。”我们这里援引用陈鼓应的翻译：“万物自生自长而至贪欲萌作时，我就用‘道’的真朴来震住它。”
二、君臣异道
西方：
如同愚民术一样，“君臣异道”也是一种普世性的政治智慧。亚里士多德概括过他那个时代所观察到的称为“僭术”(僭主的家法)的统治技术：“僭主的习惯就是永不录用具有自尊心和独立自由意志的人们。在他看来，这些品质专属主上，如果他人也自持其尊严而独立行事，这就触犯了他的尊严和自由;因此僭主都厌恶这些妨碍他的权威的人。暴君还有宁愿以外邦人为伴侣而不愿交接本国公民的习性，他们乐于邀请外邦人，同他们聚餐并会晤;他们感到外邦人对他们毫无敌意，而公民却抱有对抗的情绪。”(《政治学》)
亚里士多德的这番见解很大程度上源自他的师承。柏拉图书笔下《理想国》里的苏格拉底在描述僭主独裁者的时候就说过类似的话：“一个十足的僭主独裁者……在他已经和被流放国外的政敌达成了某种谅解，而一切不妥协的人也已经被他消灭了之后，他便不再有内顾之忧了。这时他总是首先挑起一场战争，好让人民需要一个领袖。而且，人民既因负担军费而贫困，成日忙于奔走谋生，便不大可能有工夫去造他的反了。”
另一方面，所谓“君臣异道”，最高统治者“无为而治”了，可具体工作总得有人来做。如果全国人民一起“无为”了，当然只能一起饿肚子。所以，越是下层的人就越得“有为”，就越得和“领导之道”反向而行。就算实在没事，领导也得给他们找点事出来。
从管理角度来讲，如果只看积极的一面，这倒很有几分道理。有过大公司总裁经历的巴纳德曾就这个问题发表过著名的看法：总裁的任务不是亲力亲为，而是为下属们维系一个良好的工作环境。(《管理的功能》)为什么要维系这个良好的工作环境呢?自然不是让下属们无为，而是让他们有为，最大限度地有为。
这个道理至少适用于两个层面，一是在管理层内部来说的，二是就宏观意义上的治国之道来说的。
东方：
关于管理层内部的无为，我们可以看一个三国时候的例子：陈矫在魏国担任尚书令，有一次魏明帝突然造访，陈矫赶紧接驾，问道：“陛下这是想去哪里呀?”魏明帝说：“我就是来你这儿，想进来看看公文。”陈矫说：“看公文这是臣子我的职责，不是陛下该做的。如果陛下觉得我不称职，就罢免我好了。您还是起驾回去吧。”这一番话说得魏明帝羞答答的，真就掉转车头回去了。(《三国志•魏志•陈矫传》)
建安年间，徐干也从理论高度讲过这个道理：做帝王的，就算眼睛再怎么尖，就算耳朵再怎么灵，就算书法、算术、射箭、骑马样样第一，可对治国有什么用呢?这都是掌管具体工作的小干部的素质，而不是人君的素质。帝王就算这些样样都不会，天下难道就会乱么?(《中论•务本》)
徐干描述的这个理想统治者的特殊素质，在《论语》里叫做“君子不器”，在刘邵品评人物的名作《人物志》里叫做“其质无名”，后者至少从字面意义上应了《老子》那句“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 这种人业无所专，不是专业人才，处理具体事务不大在行，但可以统筹调动各种人才。
这是管理学的精髓，刘邦就很擅长。刘邦总结自己的成功经验，说过一段很著名的话：“运筹于帏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我不如张良;镇国家、抚百姓、给饷馈、不绝粮道，我不如萧何;连百万之军，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位都是人中之杰，我能够任用他们，所以我才能拥有天下。”
这段话到了唐代，被赵蕤引到了他的《反经》里作为例证，用以说明“知人者，王道也;知事者，臣道也”。不仅如此，无形的东西才是有形万物的主宰;看不见源头的东西才是世道人情的根本。鼓不干预五音，却能够统御五音。掌握了君道真谛的人，不去做文武百官各自负责的具体事务。
这就是对《老子》“无为”理论的详细发挥，然而看到这里，我们就会发现一个有趣的现象：同一套道理，往玄而又玄的方向上说，就是许多人心目中的《老子》，一旦落实到具体的操作层面，却每每流入法家。
三、破窗谬论?政论!
奥克肖特一篇很著名的文章《巴别塔》，文章里说：“在政治活动中，人们是在一个无边无底的大海上航行;既没有港口躲避，也没有海底抛锚，既没有出发地，也没有目的地，他们所做的事情就是平稳地漂浮。大海既是朋友，又是敌人，航海技术就在于利用传统行为样式的资源化敌为友。”
在奥克肖特以及标准意义上的自由主义者看来，航行应该是一个随波逐流的过程，否则很容易事与愿违。但这样的观念很难被普通人接受，这也就意味着，一个政党如果当真这样标榜自己的政治纲领，一定得不到绝大多数国民的支持。人类的基因里烙印着奴性，天然就会依傍在强者身边，让强者带领自己，帮自己拿主意。那么，一个不给自己设置远大目标、并高调标榜的政党，自然缺乏强者的魅力，这是可想而知的事情。而如果有竞争的党派这时候站出来标榜自己的远大目标，一定更容易赢得民心。
真正的难题出现了：如果一个政党的核心人士很清楚这些道理，他们该怎么做呢?如果本着良知，那就要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党派落选;如果想在竞争中取胜，就很有必要揣着明白装糊涂。我们看西方世界里的竞选大战，一些明知行不通的政策之所以会被高调标榜出来，未必真是因为当事人的无知。
当某个政党给自己和全国人民设置了任何一个远大目标之后，“破窗谬论”就会以各种形式一再发生，这同样是可想而知的事情。从积极的一面来看，投鼠不忌器，打碎橱窗或者花瓶其实是灭鼠的代价，这在政治斗争里是常有的事，只不过灭鼠不一定会被张扬出来。而且，“砸破橱窗”还有“定向调控”的意义，会把需求从其他地方引向某些特殊的产业，而无论其结果在经济意义上是好是坏，它往往从一开始都隐含着“明知不可而为之”的政治目的。
甚至通货膨胀也可以看做“砸破橱窗”的一种。比如在西方一些利维坦式的国家里，如果政府想刺激消费，让大家把存款都拿出来花掉，最简便的办法就是增发货币，引发通货膨胀。在通货膨胀造成的恐慌里，人们会觉得与其把钱继续存在银行贬值，还不如拿出来买一些也许并不急需的东西。在这个过程里，被“砸掉”的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橱窗，被牺牲的是许许多多看不见的西装和其他的东西。市场上许许多多质次价高、产能过剩的商品很快都卖光了，原本许许多多该被市场竞争淘汰掉的商家幸存下来，大规模的失业并没有发生，伴随失业浪潮的不稳定因素就这样被消弭于无形，政府还在无形中多收了税。
黑兹利特认为单纯的通货膨胀并不会创造更多的需求，他显然忽略了通货膨胀有着洗劫存款的意义，还可以逼出人们更大的生产积极性。当然，这样来安排经济，经济配置显然是低效的，但政府不会在意这些，正如霍布斯所言，和平稳定的生活环境才是最要紧的事情。凝聚力是和平稳定最需要的东西，而适度的紧张局面最容易激发凝聚力，“砸破橱窗”正是人为地制造忧患。
《左传》记载了这样一个故事：郑国和楚国结盟，背叛了晋国，晋厉公准备出兵伐郑，晋国大臣范文子却说：“我希望诸侯都能背叛我们，因为这样一来，我国内部的祸患就会缓解;如果只有郑国背叛我们，我担心我们国内的忧患马上就会发生。”
随后在晋国伐郑的战役中，晋国和楚国面临决战，而范文子极力避战，他的理由是：“我国的前代君王虽然多次征战，但都有不得不战的苦衷，当时秦、狄、齐、楚都很强大，如果我们不尽力作战，子孙就会衰弱不振。但现在不同，三个强国都已经顺服，真正配做我们敌人的就只剩下楚国一个。只有圣人才能使国内、国外都没有忧患，倘若执政的不是圣人，那么消除了外患必然会兴起内忧。如此看来，我们何不避退楚国，留着这个外患来警戒自己呢?”
这是一种清醒的理性认识，一种高明的政治技巧，可以被现代社会学的社会冲突理论拿来作为例证。时不时要砸碎一些橱窗，这有多么必要!除非我们在一个单纯的自由市场里，并且只在经济存量里做单纯的加减法，破窗谬论才真的荒谬。
之所以如此显而易见的“错误”能够影响深远、支持者众，除了有人真的“没想通”之外，也有人揣着明白装糊涂。如果砸碎别人的橱窗对自己有好处，那就给自己找个正当的理由去砸好了。每个人追逐私利，诚如亚当·斯密所言不自觉地促进了公益，但各种内耗注定避免不了，世界的运作比单纯的经济关系复杂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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