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裂的西方》一书，总共430页，我今天看了50页，看哲学类书比小说、传记什么的都要麻烦，一是一时半会看不完，二是一时半会也看不懂，哲学毕竟是高度抽象概括的一门学科，所以看的时候更要反复琢磨，然后联系大背景，谨慎的去理解。
看书看完了就有整体印象了，有整体印象之后联系书名自己在心里可以做个高度概括，比如说《红楼梦》就简单粗暴的先标记为“风花雪月与人情世故”，《巴黎圣母院》就标记个“美丑之辩”........这样草草的给每本书打上个你阅读完的精简印象，就不容易忘了，书越读越多，要是读一本就忘一本，和别人说起来只记得个“我看过”就没意思了，也白读了，所以在你刚刚读过一本书，还意犹未尽的时候，就要抓紧时间提出一个你个人的观感。
但我还没看完，没看完的时候就凑个整的章节作为停顿，从一小节中提炼概念性东西，把主要的东西掌握住了，就能空出时间去好好的品语句与表达上的美，我看书特别喜欢划线，凡是一本够得上经典的书都是能够处处划线的，所以好里挑更好，就是能力所在，但我们大部分人看书还是图个喜欢，所以划线也不必全划到重点上，划到自己喜欢的，有延伸阅读想法的地点上，也是不错的。
那今天呢，我就是延续我优良的划线传统，划线式阅读我这看了50多页的书。
前言
分裂西方的并不是国际恐怖主义，而是现今美国政府的政策。[美国的]这些政策置国际法于不顾，视联合国为无物，并不惜承担与欧洲决裂的后果。
1.原教旨主义与恐怖主义：
“原教旨主义”一词具有贬义。我们用这个词来指称这样一种精神态度，即当自己的信念和理由并非能被普遍接受时，依然坚持以政治的方式来实现它们。
尤其是宗教信仰的真理。但是，我们不能将教条和法制信仰(Rechtglaubigkeit)与原教旨主义混淆起来。每种宗教教义都建立在信仰真理的教条核心之上。有时候还会有一个权威，例如教宗或者罗马的信理部，由他们来确定哪些观念偏离了教条和正统。只有当真正信仰的护卫者和代表不顾世界观多元社会的认知图景，并坚持以政治的方式(甚至采用暴力)来贯彻其教义和一般约束力(Allgemeinverbindlichkeit)时，一种传统才是原教旨主义的。
我：在所有的地区，信仰带来的分裂和社会的世俗化倾向都要求宗教信仰必须处于合理的世俗知识范围内，其实是世界三大主要宗教内部传教知识都有层次，坚守最高信仰追求的还是少部分人群，大部分用来传教的知识都是朴素的，弘扬真、善、美的，哈贝马斯说分辨一个宗教教旨对真理性诉求的捍卫是否具有正义性，要看该宗教话语中是否存在着对排他性立场的反思，只有宗教教义中包含利用他者的眼光进行自我观照的反思内容，宗教信仰的真理才会意识到双重相对化。
有信仰的人才能认识到，为什么为了贯彻其信仰诉求，他们必须放弃暴力，尤其要放弃国家组织的暴力。这一认知变化使得宗教宽容成为可能，并使得宗教与世界观中立的国家权力出现分离。
我：原教旨主义一种激进的宗教态度，延续的还是狭隘的传教观，这种极端的信仰力量带来的破坏作用难以估量，哈贝马斯说原教旨主义还停留在古老的信仰观念中，现代社会没有让它进入自我反思的学习过程，也没有让它产生出和政治分离的世界性阐释，他指向的还是政教一体或者宗教占国家政治事务主要内容的那些国家与地区，这些宗教信仰力量正是阻碍西方建立起的现代文明发挥其影响作用的原因之一。
2.哈贝马斯对国际恐怖主义的看法：
我们的这个复杂社会从技术层面来看是极易受到破坏的，[这样的复杂社会甚至]为一次又一次地打破正常生活提供了极佳的机会。而且只需要极小的代价就能给正常的进程带去巨大的破坏性后果。国际恐怖主义将两者都推向极致——既缺乏现实的目标，又犬儒地利用了复杂体系的脆弱性。
我：从9.11自杀式袭击等一系列国际恐怖主义行动来看，它们似乎就在追求局势的动荡，一群创造惨剧的亡命徒。
如何把握当今世界的特质以及如何处理这种特质带来的问题：
我们生活在和平而富有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中，[在这里]依然有社会不平等和令人羞辱的歧视、贫困化、边缘化。这一切都具有结构性的、某种程度上已经习以为常的暴力。恰恰因为我们的社会关系充斥着暴力、战略行动和操纵，我们不能忽视另外两件事：一方面，我们的日常共存的实践建立在一个共同的背景信念(Hintergrundüberzeugung)、文化自明性(Selbstverständlichkeit)和相互预期的基础之上。另一方面，交往障碍、误解和不理解、不真诚和误导会产生冲突
我：因为哈贝马斯的代表理论就是交往行为理论，这里的阐释也没有离开他的交往行为论框架，他非常推崇建立人们之间的“信任资本”。
3.言语的对称性以及建立交流的概念图式
伽达默尔的论证：一个封闭的意义世界中的理念是无法和其他世界通约的，它是有矛盾的
罗蒂和麦金泰尔的理解的同化模型：激进的解释要么是对自身合理化标准的补偿，要么是一种皈依(Konversion)，即听命于一种完全陌生的世界图景的合理性。
因为它使得参与者认识到其初始诠释视角的单边性。对话参与者要与这种理解困难做斗争，这样才能够拓展诸种视角并最终使它们达成一致，因为他们在接受“说话者”和“听话者”的对话角色过程中，已经参与了一种根本对称性的建构。
这就相当于我在和你讲话的时候，对话双方是存在着两个独立个体的，我只有清楚的认识到自身阐释的单边性，并尽可能的战胜单边视角的顽固认识，才能实现双方性的理解，这个解释说明，只有当理解尝试在相互的视角下接受对等条件下进行时，它才有成功的希望。(此时要讽刺一下某个崇尚霸权逻辑的国家)
解释总是要归因于对强者暴力的屈从。在此意义上，交往总是充满歧义的，同样一种表达总隐含了暴力。然而，如果人们想要根据这种描述来对交往进行本体论化，如果人们在其中仅仅看到了暴力就误解其本质：那种批判力量——即要打破暴力并防止它以新的形式再生——要包含在理解的目标之中，并且包含在我们对该目标的态度之中。
4.哈贝马斯对于国际组织的看法：
一方面，民族共同体(Völkergemeinschaft)的概念已经在联合国及其机构中得到了体制性的表现。民族共同体要通过对侵略战争的刑事定罪(Poenalisierung)来中止国家之间的自然状态。
另一方面，联合国常常不过是只纸老虎，要依赖于大国的合作。安理会对其宣扬的民族共同体原则也只能有选择地加以遵守，在合法但无力的国际共同体的权威以及那些具备军事能力但只寻求其自身利益的民族国家之间，就会产生上述权力落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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